科舉身世的官員，因為政治地位附近，情味相合，極易結成黨派 。其時，同榜進士稱“同年”，進士對主考官稱“座主”，被選取的進士為“學生”，學生座主，關系密切，互相征引，形成一個政治上的小圈子 。
士族地主，雖已式微，并且地位日薄西山，可是，他們依然以閥閱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 。這兩派官員，不斷進行爾虞我詐，而以長慶至大中年間的“牛李黨爭”，歷時最久，奮斗最為劇烈 。牛黨首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等，他們都是權德輿的學生 。李黨首要人物有：李德裕、鄭覃 。李德裕是趙郡士族，他“不喜科試”，以門蔭人仕 。
兩黨官員之身世，亦非清一色，牛黨雖以進士科身世居多，亦有士族以門蔭入仕者；李黨雖門蔭人仕者居多，亦不乏進士科身世者 。兩黨的奮斗，有不少是無謂的意氣、門戶之見，但亦有政見的不合 。這些政見的不合首要表現在：
榜首，對科舉取士的情緒 。
牛黨贊成科舉取士 。李黨個別人，如鄭罩則建議廢棄進士科 。李德裕建議朝廷顯官，使用公卿子弟 。對科舉取士的情緒，總的說，牛黨建議較為合理 。但李德裕對科舉制中的一些壞處建議清除，如要求廢棄“呈榜”、“曲江宴”等，這是有道理的，應予必定 。所以，既不能混為一談說李黨是建議廢棄進士科的，也不能抽象說牛黨支持科舉是對的 。
第四：對藩鎮的情緒
李德裕對叛變中心的藩鎮，建議堅決平定 。李德裕父親李吉甫，在唐憲宗時為宰相，力主削弱藩鎮實力，他曾“歲余，凡易三十六鎮” 。李德裕在唐武宗時為宰相，他堅決地以武力平定了昭義鎮的暴亂 。
牛黨則建議對藩鎮采納姑息情緒，當朝廷向藩鎮用兵之時，牛黨又往往采納消沉乃至阻遏情緒 。大和五年，盧尤戎馬副使楊志誠暴亂，唐文宗問宰相牛僧孺怎么處置，牛僧孺以為，安史以來，范陽已不屬中心，建議不用計較他的逆順 。當唐文宗問“全國何時當和平？”牛僧孺答復：“和平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大眾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 。陛下若別求和平，非臣等所及” 。
在牛黨看來，藩鎮割據并不算問題，而是一種正常現象，不用去理它 。
第五：對釋教的情緒
唐代釋教空前發展，但釋教活動消耗很多資財，釋教寺院占有很多土地，隱占眾多的勞動人口，釋教徒亦不服役，不交租稅，使國家的財賦收入和兵源受到極大影響，加之有些佛徒還干涉政事 。
這樣，不管從政治上，仍是軍事上，尤其是經濟上，唐朝政府盡管要使用釋教，但他們之間的對立和抵觸卻日益發展起來 。會昌年間，在李德裕贊助下，唐武宗采納了滅佛辦法，廢寺4600所，拆去招提、蘭若之類小寺院4萬處，出家僧尼26萬余人，寺院奴婢15萬人被放為兩稅戶，沒收寺院田地數千萬畝，毀佛像以鑄鐵及耕具 。大大沖擊了釋教實力 。
而唐宣宗時，李德裕被貶低斥責，牛黨上臺，當即廢棄了李德裕的滅佛辦法 。
第六：削減冗吏
李德裕以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他為精簡機構，進步行政效率，罷斥冗吏2000余人，這不僅能夠節省俸祿等開支，減輕公民擔負，并且斥去冗吏，極有利于弄清吏治，進步辦事效率 。

但牛黨一上臺，便以“衣冠去者皆冤” 。當即康復任用了大批被斥的冗吏 。此外，在對回紇等周邊民族的關系上，在財務上，以及對宦官的情緒上，兩黨都有不合 。總起來看，李黨政見優者居多 。朋黨之爭，是唐后期控制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奮斗，沒有更多的積極意義，反而起了削弱唐朝控制力氣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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