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長安生活與詩歌創作演講人：魏景波 演講地點：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九月唐代詩人燦若群星，就知名度與影響力而言，大詩人白居易堪與李杜鼎足而三他一生“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是中唐時期進士出身官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 。
今年適逢白居易誕辰1250年，我們本次講座 ， 就通過長安這個窗口 ， 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經歷與生命軌跡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樂天 ， 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太原，至曾祖白溫時徙籍華州下邽，生于河南新鄭 。
父親、祖父與外祖父都是明經出身 ， “世敦儒業”身歷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享年七十五歲 ， 存詩近三千首在唐代詩人中，白居易可謂高壽 ， 詩作數量更是首屈一指自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28歲，以宣州鄉貢身份赴長安應進士試，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歲時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永離長安，前后歷時三十年整 。
在長安期間，白居易創作了大量詩文其中既有政治理想的凌云壯志，也有日常生活的人間煙火，更充溢著“長安居 ， 大不易”的人生體驗


魏景波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唐宋文學的科研與教學工作，兼任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 ， 陜西省詩詞協會常務理事，陜西文化資源開發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規劃項目等各類科研項目若干 。
“長安居，大不易”白居易年少時期遭遇時局動蕩，戰亂頻仍，曾隨父親宦轍寄居符離 ， 也曾避亂越中、旅居蘇杭，經歷了一段輾轉流離、寄人籬下的歲月在給好朋友元稹的《與元九書》中，白居易說自己襁褓之中已“略識之無” ， 與文字結下不解之緣 。
“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 ， 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 ， 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是一個早慧的兒童 ， 也是一個刻苦的“學霸”由于“家貧多故”，白居易應科舉的年齡比同輩士人要晚一些 。
其《送侯權秀才序》云：“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時年他已二十八歲，方在族叔溧水縣令白季康幫助下應宣州試同年冬 ， 由宣州貢于京師應禮部進士試 ， 從而踏上了艱辛的科舉仕宦之旅，也開啟了長安之旅 。
次年也就是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二月十四日 ， 他以第四名的成績一舉登第，“慈恩塔下題名處 ， 十七人中最少年”此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應吏部書判拔萃科選試，授校書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周至尉 。
他在《與元九書》中回憶道：“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朧堂犰肌鋇靡庵椋?溢于言表唐代科舉主要有常選與制舉常選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六科，其中以進士與明經兩科最盛，進士科的競爭尤為激烈 。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謂：“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 ， 盛于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 ， 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
”“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雖有些夸張，但也部分反映了當時的科場風習據杜佑《通典》卷十五記載：“其進士 ， 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當時進士科的競爭達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許多士子科場蹭蹬，飽經磨難 。
孟郊四十六歲、姚合四十歲才登進士第 ， 韓愈自謂“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白居易則一舉成名，在后來的“文場苦戰”中連戰連捷，一躍成為轟動京師的科場明星，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 。
”唐代科場有所謂“行卷”的風習 ， 舉子們為了榜上有名，進京后多方結交名公顯貴，投獻詩文 ， 求得汲引，謂之“行卷”白居易科場經歷中的行卷軼事，最早見載于晚唐張固的《幽閑鼓吹》：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 。
顧睹姓名 ， 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稍晚至五代時期，王定保的《唐摭言》專載科場軼事 ， 亦有類似記載，內容則更加生動：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比較兩則材料，“米價方貴”變成了“長安百物貴” ， “居亦弗易”變成了語氣更為肯定的“居大不易” ， 顧況的諧謔性格也得以凸顯 。
此后，《唐語林》《北夢瑣言》《能改齋漫錄》《全唐詩話》等書輾轉傳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也因為這一“本事”而名傳千秋 ， “長安居 ， 大不易”成為人們熟識的諺語對于這則軼事，當代學者多有辨析，朱金城《白居易年譜》與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通過對顧況生平的考證，皆認為此事不可能發生在長安 。
顧況于貞元三年（公元787年）至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長安任校書郎、著作郎貞元五年二月李泌卒 ， 顧況即因嘲謔貶饒州司戶參軍，離開長安當時白居易避亂南方，因而在長安空間內，顧、白二人不可能存在“時空伴隨”的情況 。
對此，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旁證，一是這則軼事的“當事人”留下的作品中 ， 尚未發現唱和贈答之篇什尤其是白居易文集保存完整，對顧況這位可能的“命中貴人”，并無只言片語提及二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己“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 。
策蹇步于利足之途 ， 張空拳于戰文之場”，白居易的父、祖輩出身明經，皆為地方小吏，朝中并無沾親帶故的達官顯宦提攜他他的科場成功，純屬個人奮斗、寒門逆襲三是唐代著名文士科舉之前的經歷，往往模糊不清，為“好事者”杜撰提供了空間 。
四是時代背景使人們熱衷于傳播科場軼事白居易生活的時期，日本學者妹尾達彥認為是一個面向九世紀的轉型期：“白居易生活的八世紀末到九世紀前葉的時期，正值從基于家世的社會階層形成，到基于科舉考試業績的統治階層的形成之過渡時期 。
”合適的時代、地點、人物與作品，提供了誕生這類軼事的合適土壤


陜西考古博物館展出的唐三彩新華社發在長安的宦海浮沉在首尾三十年的長安居住期間，白居易先后在秘書省、翰林學士院、門下省、京兆府、東宮、禮部、中書省、刑部等官府任職，從正九品上的校書郎做到了從三品的秘書監，也經歷了貶官江州、外放蘇杭的政治坎坷 。
白居易于《省試性習相遠近賦》題下自注云：“中書侍郎高郢下試，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按唐代的科舉制度，進士及第只是獲得出身與資格，釋褐為官還需要通過吏部選試白居易在回鄉省親之后 ， 返回長安應吏部科目?。?于十九年登書判拔萃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 。
同時登科者有元稹、崔玄亮等共八人，成為日后的同道與好友秘書郎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卻是白居易宦海生涯的起點其職任據《通典》載：“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并有校書之官 ， 皆為美職，而秘書省為最 。
”秘書省又稱“蘭臺”，既是藏書校書之司，亦為國家儲才之所白居易自謂“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三旬兩入省，因得養頑疏”事任清閑，余睱頗多，其間返鄉符離，“徙家秦中 ， 卜居渭上”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制舉登科 。
元稹入第三等（甲等）授左拾遺，白居易入第四等（乙等），以“詔策語直，不得為諫官”，授周至尉縣尉“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地位卑微而事務繁劇 ， 所以白居易一再說“一落風塵下，方知為吏難”（《酬李少府曹長官舍見贈》）、“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周至縣北樓望山》）、“可憐趨走吏，塵土滿青袍”（《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寄元拾遺兼呈李司錄》） 。
但周至屬京兆府，是所謂畿縣，作尉畿縣是文士晉身的美職，唐人封演的《封氏聞見記》曾列舉從初入仕途到躍升宰輔的升官“八雋”，校書郎、畿縣尉等職位列其中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冬之際，白居易很快等來了升遷的機會，先是充京兆府試官，事畢為集賢校理，十一月五日“對策高第 ， 擢入翰林”，三者皆為差遣兼職，此時白居易的職事官仍為周至尉 。
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拜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左拾遺屬于門下省 ， 品階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 ， 不合于道，大則廷議 ， 小則上封事”（《唐六典·門下省》） ， 屬于諫官系列的職事官 。
翰林學士則供奉于內廷 ， 掌重要制詔的起草，代天子立言，相當于皇帝的秘書與顧問，時人“號為‘內相’，以為‘天子私人’”（《唐六典·門下省》），地位非常尊崇白居易《論制科人狀》云：“職為學士，官是拾遺”，對此兩職頗為自矜 。
對于拾遺一職，白居易更有強烈的身份認同，其《初授拾遺》以杜甫陳子昂兩位先賢激勵自己，云“驚近白日光，慚非青云器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詩歌的調子是自謙而自豪的此期的白居易表現出強烈的政治熱情，“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答和詩十首·和陽城驛》），他的大量政治諷諭詩也作于此時 。
元和五年（公元811年）五月，拾遺秩滿，依例可遷補缺，白居易因供養老母，選擇了俸祿更高的京兆府戶曹參軍，但卻因此脫離“清望官”軌道《初除戶曹喜而言志》：“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京兆府戶曹是地方官，詩中所謂“榮與位”大概指“清流”官職之尊崇的地位與聲望 。
元和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元和九年冬還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本是一個閑職，但在武元衡遇刺事件中 ， 卻被加上越職言事罪名貶為江州司馬元和十四年量移忠州刺史 ， 次年夏穆宗即位被召還朝，拜司門員外郎，年末轉主客郎中、知制誥 。
經過數年的宦海浮沉，白居易與僚友們中書宿直時感慨萬端：閑宵靜話喜還悲 ， 聚散窮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異路 ， 忽驚雞鶴宿同枝紫垣曹署榮華地，白發郎官老丑時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 。
詩中既有久謫終歸之喜，也有自傷遲暮之悲，更有世事無常之嘆長慶元年（公元821）六月加朝散大夫著緋，了卻白居易一樁“心愿”十月，拜中書舍人，這是“詞臣”系列的最高職位，此職“專掌詔誥 ， 侍從 ， 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 。
”號稱“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諸官莫比焉”（《通典》）對舍人一職 ， 白居易表現出強烈的身份認同 ， 其后去職刺杭時亦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醉戲諸妓》）在中書舍人任上，白居易勤于王事，正色立朝，亦在新昌卜宅，似有常住長安之意 。
然而任中書舍人不到一年，即在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七月外放為杭州刺史史載：“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 ， 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天子昏聵，朝臣紛爭，白居易剛剛燃起的政治熱情又被昏暗的政局澆滅 。
其后購置履道里宅 ， 已是宦情日薄，意屬洛陽敬宗時自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出為蘇州刺史，文宗時為秘書監、刑部侍郎，辭官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永離長安


清《晚笑堂畫傳》中的白居易像資料圖片在長安的居所軌跡自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 ， 白居易退居洛下，至唐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去世，凡十七年，一直定居洛陽在宦游長安首尾三十載中，除去返鄉、貶官、外任等，白居易實際在長安的時間約十二年，卻換了六處不同的住宅 。
白居易謁顧況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好事者杜撰的小說家言，不一定符合歷史真實，但“長安居、大不易”確為白居易京城生活的真實寫照白居易在長安頻繁搬家，隨著職務的變動，基本上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先后在街東常樂坊、永崇坊、新昌坊、宣平坊與昭國坊租房而居，年屆知天命方才在新昌坊購買了屬于自己的宅第 。
長安俗稱“西富東貴”，文人士大夫多在朱雀大街之東，白居易的六次搬家也集中在街東中部地區根據其詩文，我們可以勾勒其在長安的生活軌跡1.常樂坊白居易《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于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 。
”常樂坊位于東市之東，地處今天西安交通大學興慶校區校園內白居易一生雅好松竹，此處環境清幽，“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酤”此時詩人官居秘書省校書郎，尚未成家，比較自由《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寫道：“茅屋四五間，一馬二仆夫 。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既無衣食牽 ， 亦少人事拘”2.永崇里白居易《策林序》云“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 ， 退居于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 ， 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白居易退掉常樂里宅，與元稹、周諒等人入住永崇里華陽觀，準備制科考試 。
較之常樂坊，永崇坊偏南，離東市較遠，為幽僻之坊《永崇里觀居》云：“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制科登第，授周至尉，就此結束華陽觀生活3.新昌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白居易與楊憑屢有交往，此年秋調入長安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冬十二月拜翰林學士 ， 因借宿楊家，有詩《宿楊家》：“楊氏弟兄俱醉臥 ， 披衣獨起下高齋 。
夜深不語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階”此后白居易迎娶楊汝士妹 ， 租住新昌坊，有詩《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詩云：“晚松寒竹新昌第 ， 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銀臺下直回，故人到門門暫開”此時白居易充翰林學士 ， 銀臺門是入學士院必經之門 。
其《早朝賀雪寄陳山人》云：“長安盈尺雪，早朝賀君喜將赴銀臺門 ， 始出新昌里上堤馬蹄滑，中路蠟燭死十里向北行，寒風吹破耳”4.宣平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罷左拾遺，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退新昌坊 ， 賃于宣平坊奉母而居 。
《初除戶曹喜而言志》云：“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 ， 歲可盈倉囷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據《襄州別駕府君事狀》，白居易母陳夫人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白居易遂退居下邽丁憂 。
【墻的故事作文800字初三 墻的故事作文太瘋狂了】5.昭國坊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冬服除之后，白居易重返長安，任太子左贊善大夫，賃居昭國坊王家 ， 至次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出貶江州這是白居易六處居所中最南最遠的一所，位于今西安市大雁塔北官閑地僻，但屬于供奉官，仍需早朝，因而白居易羨慕友人說：“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 。
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昭國居所的環境也很優美：“柿樹綠陰合，王家庭院寬瓶中鄠縣酒，墻上終南山”雖居城里 ， 猶在山中6.新昌坊與元和初租住在新昌坊不同，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二月白居易購置新昌宅 。
此時已屆知天命之歲，這也是當時唐朝長安多數官員購房置業的平均年齡新昌坊有青龍寺、崇真觀等寺觀 ， 地勢高暢，為登覽勝地，張禮《游城南記》載：“樂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為登眺之絕勝 。
”此坊東南近延興門，出城便利先后有崔群、牛僧孺、李紳、姚合等人于此卜宅，形成了一個文官聚集區白居易住宅面積不大，甚至有點局促：“階庭寬窄才容足 ， 墻壁高低粗及肩”（《題新居寄元八》）但雖非豪宅，卻頗為欣慰 ， 《卜居》寫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
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折射出詩人一貫的知足常樂心態白居易在《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詩中說：“白發來無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鬧，家口莫愁饑 。
賣卻新昌宅，聊充送老資”退居洛陽七年后，這處宅第終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賣掉 ， 從此白居易也完全放棄了對長安的牽念兼濟與獨善變奏的文學復調長安既是唐代的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也是文學創作與傳播的中心白居易任職長安的前期，從元和初到貶官江州的十年，可謂志在兼濟的十年 。
憲宗即位之初，“慨然憤發，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士人風習頗為振奮，加以作為新興進士集團領袖的裴堃嘣諳轡唬?對元稹、白居易等人多有提攜這一時期的白居易創作了以《秦中吟》與《新樂府》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諷諭詩，踐行傳統的儒家詩教主張 。
其《秦中吟十首》序云：“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 命為《秦中吟》”《與元九書》亦云：“自登朝來，年齒漸長 ， 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 ， 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
”兩序文字透露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可以視為其詩學思想的綱領通行觀點認為，江州之貶可謂白居易文學與思想的分水嶺貶官江州之后，政治環境的復雜多變 ， 使白居易的思想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兼濟天下”一變而為“獨善其身” 。
其實，白居易的思想呈現為漸變的過程，兼濟與獨善是其思想譜系中此消彼長的兩極，時有擺動 ， 猶如變奏的復調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將自己的詩歌八百余首，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 ， 對諷諭詩與閑適詩最為重視：“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 。
又或退公獨處 ， 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說：“謂之諷諭詩 ， 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可見這兩類詩代表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濟”與“獨善”的兩個側面值得注意者 ， 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實即有隨遇而安、獨善其身之意，《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開頭就說：“帝都名利?。?雞鳴無安居 。
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他人的“名利場”與自家的“安居所”對寫 ， 頗有鬧中取靜，忙里偷閑的意味同年作《早春獨游曲江》：“慵慢疏人事，幽棲遂野情回看蕓閣笑 ， 不似有浮名”亦示人以疏懶形象《長安閑居》云：“風竹松煙晝掩關，意中長似在深山 。
無人不怪長安?。味萊耗合校俊備前遜被某ぐ渤鞘游獨氤臼賴納釕階饔謨勒暝輳ü?05年）的《早送舉人入試》：“而我常晏起 ， 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歸隱之情比比皆是，這恐怕不能視作簡單的文學修辭 ， 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種子 。
長慶還朝時期適逢堂弟白敏中進士及第，白居易作詩勉勵：“自知群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于文墨須留意，貴向煙霄早致身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懷》）他從年少二十歲的堂弟身上看出自己的當年影子，在自傷之嘆中亦有自振之意 。
長安的為官經歷賦予白居易作品特殊的意義 ， 他因文而得官 ， 也應官而作文《舊唐書》本傳稱：“居易文辭富艷，尤精于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 。
章武皇帝納諫思理 ， 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 ， 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其間，他創作的那些震動朝野的諷諭之作，也是對左拾遺這一政治職守的文學回應漸行漸淡的長安情結唐代文人多有深厚的“長安情結”令狐楚《赴東都別牡丹》有云：“十年不見小庭花 ， 紫萼臨開又別家 。
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回望中有不舍的精神依戀劉禹錫和作云：“平章宅里一欄花，臨到開時不在家莫道兩京非遠別 ， 春明門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別牡丹》），一出春明門 ， 即有天涯之嘆，表現出唐代文人的戀京情結 。
白居易的長安情結經歷了從疏離到認同、從留戀到淡然的嬗變他的長安初時印象是在孤獨無依中開啟的：“出門可憐唯一身，弊裘瘦馬入咸秦冬冬街鼓紅塵暗，晚到長安無主人”（《醉后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這是貞元十五年冬天初到長安時的印象 。
次年春放榜前他似乎依然悶悶不樂：“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游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長安正月十五日》）當長安接納了白居易 ， 長安就成了其難以割舍的精神家園，貶官江州時戀闕望京成為此期一大主題 。
未到江州白居易就頻頻回首：“且愁江郡何時到，敢望京都幾歲還”（《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江州的山川風物勾起詩人對長安的記憶：“新雪滿前山 ， 初晴好天氣日西騎馬出，忽有京都意”（《江州雪》） ， 甚至做夢也想回長安：“夜夢歸長安 ， 見我故親友”（《夢與李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 。
外放杭州離長安時，《初出城留別》就表現得非常淡然：“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 ， 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在杭州時的《食飽》則樂不思歸：“誰知利名?。薷闖ぐ殘摹貝蠛腿輳ü?29年）春末，白居易稱病罷刑部侍郎 ， 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永遠離開長安 。
此時的詩人感慨系之 ， 寫下《長樂亭留別》：灞浐風煙函谷路，曾經幾度別長安昔時蹙促為遷客，今日從容自去官優詔幸分四皓秩，祖筵慚繼二疏歡塵纓世網重重縛，回顧方知出得難白居易自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赴京應舉之后的三十年間，曾多次出入長安 。
從貶謫江州的恓惶無措到退居洛下的從容去官，從“昔時”的遷謫之感、怨戀交織 ， 到“今日”的身外之閑、淡然處之，折射出詩人長安情結的悄然變化長安在詩人心里漸行漸遠，最終成為遠逝的背景晚年退居洛下時期 ， 詩人對長安與洛陽經常對寫：“君歸北闕朝天帝，我住東京作地仙”（《酬別微之》），“新昌小院松當戶，履道幽居竹繞池”（《吾廬》），“西京鬧于市 ， 東洛閑如社”（《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在洛陽作《新雪二首》其二云：“不思朱雀街東鼓，不憶青龍寺后鐘唯憶夜深新雪后，新昌臺上七株松”早期深長的留戀已淡化為悠然的感慨白居易晚年秉持“中隱”的人生態度其《中隱》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
丘樊太冷落 ， 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這并非徹底的歸隱，憶及翰林舊友云：“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 ， 多少還是有些不甘白居易晚年的詩，斷然放棄了早期的自矜與自持，融入了太多的自放與自適，但也未免帶上明顯的自憐與自傷 。
梳理白居易在長安的仕宦與生活 ， 我們可以看出，從初盛唐到中晚唐，長安從承載文人凌云壯志的傳奇都會，逐漸演變為充滿生活氣息的煙火人間以文學史角度審視，這也標志著唐宋文學從傳奇性到日常化的演進，白居易其人其作可謂這一轉型的典型代表 。
文學作品既呈現出作家本人的文學史、政治史，也蘊含著生活史與心態史，考察白居易的仕宦經歷和生活軌跡，可以還原文學創作的背景與環境，從而重建文學活動的歷史現場《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17日10版）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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