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統計，截至2020年3月 ， 中國網絡秀場直播的用戶規模達到2.07億，成為互聯網中一項重要的經濟產業 。既有研究往往借用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臺與公會如何異化和剝削從業者 。然而，這一取向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為勞動者的主觀體驗；另一方面，情感勞動在解釋主播工作實踐的過程中也顯現出局限性 。因此 ， 本研究基于12個月的數碼民族志 ， 通過將這兩個理論視角加以結合，考察了秀場主播如何理解并實踐自己與觀眾在直播間內/外形成的經濟關系與親密關系，并梳理出三種行動策略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對關系勞動、平臺化與秀場主播的主體性這三個概念進行了理論反思 。
晚上九點半 ， Wendy在結束了一天工作后回到家，顧不上吃飯，便開始化妝、調試聲卡、打光，并在粉絲群中預告即將開播的消息 。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里 ， 她會坐在一把藍色的游戲椅上，面對手機鏡頭，和直播間中的觀眾聊天、唱歌 ， 并與其他主播進行PK 。作為Wendy的直播間場控，我在收到開播消息后準時上線 。
通常情況下，場控并不是一項有酬勞的工作，而更多是一種作為粉絲地位的象征 。這意味著我在直播間擁有獨特的權力和義務：一方面，我在公屏上發言時 ， 用戶名前會出現一個紅色的“管”字 。我可以花費0.1元的價格，采用飄屏的方式發言 ， 也可以將直播間中出言不遜的人禁言（雖然我很少這樣做）；另一方面，我需要保持直播間中的高出勤率、要在主播PK時送一些禮物，同時，如果其他用戶贈送了價值不菲的禮物，我也要將“感謝XX”及時打在公屏上 。對于一位在象牙塔中教書的傳播學者，不得不承認，這的確是一件枯燥、甚至最初有些令我難堪的“工作”，不過，這可能也是我深入接觸主播和觀眾最恰當的位置 。
既有研究者在考察主播這一職業群體時，經常將她們的工作定義為一種情感勞動 。美國社會學家Hochschild最先提出“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為了報酬，員工管理自己的情感，并按照組織對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的要求來表演” 。具體到主播這一職業，既有研究則認為，網絡直播所體現出的現場感與即時性，同樣建構了一種類似于日常對話的親密感，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人們在互聯網世界中的情感表達空間 。
作為對于情感勞動的一種反思性推進 ， Baym在對于北歐音樂人的研究中提出了“關系勞動”（relational labor）這一概念，認為關系勞動在以下四個方面區別或擴展了情感勞動這一概念 。其一，雖然情感在關系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關系的內涵顯然要比感受的表演和創造更為寬泛，如包含著為了提升對于另一方的認知、理解而做出的努力 。其二，情感勞動往往是在一對一的關系中發生，但關系勞動卻往往是一對多的 。其三，相比于情感勞動，關系勞動更加強調工作者面對不同社會連接時如何持續協商彼此間的“動態邊界”（dynamic boundaries） ， 不斷在經濟關系與親密關系之間維系一種往往并不穩定的平衡 。其四，關系勞動在零工經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 這也與絕大部分主播屬于兼職主播的行業現狀亦十分貼合 。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 ， 相較于“情感勞動”，“關系勞動”這一概念更適合用來描述和分析秀場主播的工作實踐 。換言之，主播獲取經濟收益的途徑并不僅僅靠表演自己的感受，更是在直播間內外維護與觀眾的關系 。此外，理解主播對觀眾進行的關系勞動，也必須考慮這種關系發生的具體技術環境和行業環境 。
為了彌補“關系勞動”這一概念本身存在的缺陷，本研究進一步將主播所進行的關系勞動放置在“平臺化”（platformization）的學術背景中進行討論 。作為平臺的抖音為主播對觀眾的關系勞動提供了界面、流量、支付系統等一系列勞動必備條件 。相較于直播界面分析，既有研究對于平臺流量和支付系統的學術關切相對較少 。直播平臺的價值恰恰在于提供給不同主體高度的互聯性（connectivity），形成一種獨特的多元主體市?。╩ulti-sided market）（見圖1） 。其中，公會作為重要的平臺輔助者（platform complementors），和主播一起緊密參與到平臺化的文化生產過程中 。
對文化生產的平臺化進行全面理解需要同時考慮機構性因素和人們在平臺中的具體實踐 。鑒于此，本研究試圖揭示秀場主播如何基于平臺的技術特征和商業模式、公會的引導來理解和調整關系勞動的行動策略 ， 并提出以下兩個具體的研究問題：
【理智與情感小說賞析情感文案段子100篇】研究問題二：網絡秀場主播會采取哪些行動策略，實踐自己與觀眾在直播間內/外形成的經濟關系與親密關系？
為了回答以上的研究問題 ， 我們在抖音直播平臺進行了為期12個月的數碼民族志研究（2020年2月到2021年1月） 。在此期間，研究者在5位女主播的直播間之中 ， 以場控的身份，進行了2-11個月不等的參與式觀察，3并輔之以對另外12位女主播、3位公會運營、6位直播間用戶的半結構訪談（見表1） 。
在田野中，我們逐漸聚焦到來自中國中部地區A市、同一公會的三位兼職女主播：Wendy、Pearl和Jessie，以及兩位在中國北部地區B市的兼職女主播Gill和Qiao 。在為期12個月的田野調查中，我們在被訪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之上，對5位女主播和直播間中的部分觀眾進行了一小時以上的深度訪談 。同時 ， 為了保護主播與觀眾的個人隱私，所有被訪者都經過了匿名化處理 。
平臺的技術配置和公會的職業培訓共同指向了對“關系”的“工具性”使用 。這一策略當然在經濟收益方面有其獨特價值，因為正如Abidin和Thompson所講，相比于“因表演本身而打賞” ， 人格親密（persona intimacy）往往會制造出更大的經濟價值 。因此，不論是平臺還是公會，都在通過親密關系的商品化來實現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本質上也都是一種“人的異化” 。平臺達成這一目的的方式是通過親密度、禮物、PK等一系列的界面或功能設置；公會則會在培訓手冊中告訴主播，觀眾的打賞就是一種對親密關系的投資——主播需要通過將禮物去貨幣化 ， 用人情味濃厚的“家人”來模糊她們與觀眾之間的經濟關系 。
“人際關系的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主播的工作，而主播在直播間之外與觀眾的交流，對于直播間內的收入至關重要 。在運營看來情感文案段子100篇，主播與觀眾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客戶維護” 。直播間外的關系勞動 ， 最終目的是為了往直播平臺“引流”，使得觀眾和主播的直播間的粘度更高，而并非鼓勵主播和觀眾去建立私領域中的人際關系 。
不過，這往往也是一件可能會對主播造成困擾的事情 ， 因為有些“大哥”不僅會發送曖昧的信息，甚至會有更露骨的要求情感文案段子100篇 。作為一種謀生方式，秀場主播的確在通過順應平臺的界面設置、公會的職業化訓練來謀取更高的經濟收入 ， 這也呼應了“平臺依賴”“平臺想象”這一系列概念中對于勞動者的描述 。不過，這并不意味“親密關系的商品化”可以完全解釋主播這一職業的主觀體驗 。例如，Finn和Pear便因為在道德層面無法自洽，最終“過不了自己心里那一關”，亦或是“嘴上答應拖著，然后不理他” 。我們在田野中發現 ， 主播在對觀眾進行關系勞動時，會不斷在經濟關系與情感關系之間試圖取得并不穩定的平衡 。為此，她們往往會采取進一步的“區分”策略理智與情感小說賞析 。
標價是主播與觀眾相遇的基礎 ， 不過，在雙方關系的建立過程中，主播會為自己的觀眾進行主觀分類，對于不同類別的觀眾 ， 也會采取不同的關系策略 。例如，我們接觸到的一份主播培訓手冊將經濟收入作為唯一的分類指標：屌絲玩家、學生黨、上班族、有點錢的小老板、大老板、土豪、神豪 。這一分類的目的是指導主播對不同類型的觀眾采取不同的關系策略，進而將經濟收益的效率最大化 。
不過，這一分類并不能完全反映主播的主觀體驗 。對于主播而言，除了禮物之外，她們同樣在意觀眾對自己的陪伴 。既有研究往往將觀看直播的消費行為看作是一種“情感外賣”，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將這一行業中的主體打賞用戶描述為“孤獨的有錢人” 。不過，一個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視角卻是：在直播過程中，主播也可能會產生極大的孤獨感——提供“情感外賣”的人，同樣需要甚至渴望陪伴和理解，這也體現了經濟關系和親密關系之間的一種協商 。對此，主播Daisy的觀點具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
禮物是主播和觀眾之間關系的起點 ， 但不是關系的終點 。兩個人會發展出怎樣的關系，不僅取決于禮物，更取決于觀眾的人品、談吐、真誠 ， 這些都不是禮物能取代的……你要知道，有些觀眾走了，意味著收入沒了；有些觀眾走了，陪我的人就沒了；有些觀眾走了，其實和沒走也沒區別 。
“界限”更多體現了主播在關系勞動中試圖取得的一種不穩定平衡 ， 這意味著主播會為自己與觀眾的親密關系設置一個預期的“天花板” 。而這一點又可以從主播對于微信號的使用策略中獲得有趣的啟發 。在田野和訪談中，我們發現很多主播在和觀眾加微信時，都會單獨準備一個小號 。這一方面是一種自我保護；另一方面，更象征著主播對現實生活關系和直播間關系的區分、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的區分 。
Wendy兩個微信的朋友圈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 。為直播間觀眾準備的朋友圈中 ， 絕大多數是Wendy的日常，偶爾混雜著一些對生活的隱晦的感觸甚至是抱怨 。在Wendy本人的微信大號中，她平均一個月更新一次，絕大多數是自己家寵物的照片 。兩個朋友圈的對比展現了完全不同的表演策略，或者說戈夫曼意義上的觀眾區隔（segregating audience） 。
如前所述，對于大部分女主播而言 ， 絕對的“異化”是很難實現的，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因“關系失調”而生的疲倦感和不道德感 。不過，主播對觀眾的關系定位一旦越界 ， 便很可能沒辦法繼續從事這一行業 。Qiao和Jessie在這場關系勞動中投入了極大的真誠 。在運營看來，這種投入已經明顯“越界”，從而成為了她們獲取經濟回報的阻礙 。因此，主播若是希望長期從事直播行業并獲得可觀的經濟收入 ， 她們所使用的關系策略，只能是一種“有界限的真實”（bounded authenticity），也就是在絕對異化和絕對真誠的光譜之間尋找暫時的平衡 。
為了描述和解釋秀場女主播與觀眾在直播平臺內/外形成的經濟關系與親密關系 ， 本研究結合了“關系勞動”和“平臺化”兩個理論概念 。一方面，這一結合有利于彌補“關系勞動”本身局限于描述、忽視技術/非技術語境的缺陷 。另一方面，這一結合也有利于增進對“平臺勞動”工作者主體性的理解 。
基于研究發現，首先，我們試圖提出秀場女主播關系勞動中的“雙重不穩定性”（dual precarity）這一概念 。在既有的平臺勞動研究中，“不穩定性”（precarity）是其關鍵概念 ， 即強調從業者的高靈活性、流動性，以及合同關系、收入等方面的“不穩定性” 。相較之下，本研究試圖引入另一個因素的考量 ， 也就是秀場女主播和觀眾的互動所帶來的“關系不穩定性” 。第二，平臺和公會在技術設置和職業化培訓中強調了“商品化親密關系”的邏輯 。不過，作為平臺輔助者的公會并不會和主播簽署勞動合同，主播在面對關系不穩定性才更可能進行這一系列的抵抗與調適 ， 并體現出一種比“商品化親密關系”更為復雜的實踐邏輯 。然而 ， 這種自主性并不能以一種脫離平臺化語境的方式被過分想象，雖然絕對的異化難以完成，但主播在何種程度上愿意接受這種異化，恰恰成為了用以篩選和淘汰從業者的隱性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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