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偶然翻起讀研時期閱讀的一本書，梳理一些體會，權當分享 。
約翰·密爾（又譯為約翰·穆勒）是英國十九世紀英國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著名的自由主義法學家 。
他的名著《代議制政府》發表于1861年，內容主要包括代議制政府的形式、職能、民主制、選舉權、議會以及地方代表機關和民族等問題 ， 是西方學者公認為有關議會民主制的一部經典著作，對英國以及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有較大影響 。
本書一開始作者就提出政府的形式只是個選擇問題 ， 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好的政府形式的標準 ， 通過論證得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議制政府 ， 由此展開本書框架結構，由宏觀到微觀，由粗到細 ， 由淺入深，深感體例之完整、邏輯之縝密，對前輩學者的學識功底、治學態度心生敬畏 。讀罷此書，就好的政府應具備的能力有些感觸，結合此書談一談感受 。
1929年的經濟危機后，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以經濟學家凱恩斯思想為指導，推行一系列新政，開創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先河 。
自此，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廣泛觸及市民社會的各個方面，可以說政府無處不在 。
一方面，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廣泛存在，在提供公共服務、增進公民福祉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政府不安分于守夜人的角色 ， 進入到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侵犯公民權利的現象也越來越多 。那么，到底是管得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呢？什么樣的政府是好政府呢？或者說好政府應具備哪些能力呢？
首先，是秩序 ， 即具有維護公共秩序的能力 。密爾認為，就其最狹的意義說，‘秩序’意味著服從，在稍微擴大一點的意義上，‘秩序’意味著通過停止私人暴力來保持和平 。一國人民通常不以私人強力解決他們之間的爭吵，并且養成了將對他們的爭議和損害賠償的決定提交給公共當局的習慣 。
這就是作者在后面論述中所說的最純潔和最有效率的司法 。再者鎮壓犯罪搞得較好，就壓制犯罪的傾向，而這就是在多少較高意義上的進步 。使個人從不完善的保護狀態下的焦慮和不安中解放出來，就解放了他的能力以便用來為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狀況作出新的努力 。
電池燈亮是什么故障？電池顯示維修怎么消除車主在日常行車的時候，如果車輛的某一系統、某一零部件出現故障，就會在儀表盤上亮起相應的故障燈，那么儀表盤上的電池燈亮是什么 。
穩定的社會環境有利于社會發展 ， 這已是不可辯駁的真理 。誠然，良好的社會秩序，或者具體的說是社會治安，避免公民個人或者群體暴露于來自任何外在暴力甚至權力侵犯的危險之中 ， 免受完任何可以預見、可以避免的侵害 。
一個好的政府，有能力構建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這就需要社會矛盾糾紛有足夠健全的糾紛解決機制、足夠暢通的糾紛解決渠道予以疏導、解決 。禁止私力救濟，很大程度上，私力解決沖突意味著破壞性更大的暴力 。
因此，良好的政府，需要具備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公民篤信司法的公平正義 ， 敢于更樂于將沖突訴諸法律解決，這是一個好的政府在維護秩序上需要具備的品質和能力 。
一個好的政府，它的糾紛解決渠道是暢通的、方式多元的，在解決糾紛上應該是富有效率的 ， 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 顧此失彼 ， 得不償失 。在社會急劇轉型的當下中國，利益訴求更為多元，矛盾更為多發，危害更大 。轉型時期，更應充分尊重公民的利益訴求表達，暢通利益訴求的表達渠道 。時至今日，密爾思想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
在軟件的開發階段，程序員常會在軟件內創建后門以便可以修改程序中的缺陷 。如果后門被其他人知道，或者在發布軟件之前沒有刪除，那么它就成了安全隱患 。
其次，即增進公共感情的能力 。密爾在本書中第四章有提及，筆者認為這是好政府應具備的第二個能力 。在本書中，密爾提到稅收和財政制度 ， 并指出負擔的公平分配給每一個公民展示出具體運用于困難的調整工作上的道德和良心的范例，以及最高當局高度評價這種工作的證明，大大地培養了社會的道德情感 。對此筆者理解為權利的平等享有和義務的公平履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民眾腦海中根深蒂固，稅收、財政的公平負擔，有利于增強公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這種認同感和歸屬感可以稱之為主人翁意識 。
筆者認為，密爾的觀點就是政治參與 ， 即一個區域內的一些人通過彼此之間的勞作，形成政治制度，形成之后重在公民的政治參與 。同一個奮斗目標使他熱愛社會存在，不再在自己的同胞中看到當前的或未來的敵人，從而培育出對待他人的親切感和友誼 。筆者就此理解為即好的政府應該營造這樣的環境氛圍，使公民有積極參與的熱情和動力 ， 姑且謂之為公共精神 。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 就需要培育公民這種公共精神 。他們會認為這個政府提供的服務于自身有利，它在哪些方面還需要改進、還有改進的余地 。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壯大 ， 可以反映出政府不是作為暴力機器、強權機關存在的，公民敢于更樂于開口說話，并付諸實踐 。由此，政府是一個親民、友善的政府，公民具有公共精神 ， 對政府管理下的社會具有歸屬感和參與感，認同這種管理，并愿意為這種管理秩序貢獻自己的才智和精力 。因此，筆者認為好的政府首先要學會培育人們的公共精神 ， 以達到善于培育這種公共精神 。誠如密爾在本書中說的：……對社會普遍福利的關心，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進步十分重要的部分 。如果人民對市行政漠不關心，不能誘使忠實而有才能的人出來管理，把職務交給那些為謀取私利的人去擔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個好的市行政的呢？
第三是就是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的能力 。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對任何政治制度來說，首要問題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們有助于培養社會成員的各種可想望的品質——道德的和智力的，或者說道德的，智力的，和積極的品質 。評價一個政府的好壞，應該根據它對人們的行動，根據它對事情所采取的行動，根據它怎樣訓練公民，以及如何對待公民，根據它傾向于促使人民進步或是使人民墮落，以及它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壞 。
馬克思在其社會理想中有這樣的論述：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 。教員也說，我們的目標 ， 是想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 ， 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在秩序井然的社會環境中，減少甚至避免了公民彼此用于防范任何暴力侵襲帶來的智力、精力方面的內耗，有利于發揮公民的聰明才智，從事科學、文化的創作 。好的政府應該是人盡其才、人盡其力、人盡其能的社會 。近年國家提出的機會平等，與密爾的思想如出一轍，……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并強調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好的政府應致力于營造有利于公民貢獻才智、發揮各自所長的社會環境 ， 而不是壓抑公民創造的天性和本能，讓每個人都有出彩的機會，而不是壓抑人民的才智和能動性 。政治話語中的詩意與密爾的思想可謂殊途同歸 。
綜上 ， 筆者認為好的政府應該具備三種能力，即維護公共秩序的能力、增進公共感情的能力和培育公共精神的能力 。
維護公共秩序的能力體現為具有維護秩序的能力 ， 細化為多元化的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的解紛止爭渠道、高效的司法體系 。公共感情即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高度和諧 ， 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增進公共福祉 ， 政府依法履行職責，公民其樂融融，兩者關系融洽 。公共精神即政府為公民的發展提供平臺，營造環境 ， 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 。而作為公民，敢于、樂于為完善政府的職能權限建言獻策、添磚加瓦，積極參與政治實踐，貢獻自己的才干智慧 。
這三者的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 ， 層層遞減，密不可分，是政府與公民之間互動的結果 。可以說 ， 如果一個政府具備了這三個能力，那么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也是和諧有序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矛盾也是得到很好調和，這樣的政府也就是好的政府 。
斯人遠去，思想長存 。密爾已經去世百余年，但其思想仍有著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 。當我們無法從理論上解決現實問題，總試圖另辟蹊徑尋找理論出路時，殊不知前人先賢早已在他們的思想中做出了精準的預言，他們的思想中已經為我們當下的窘境指明了方向甚至出路 。借用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的話：……這樣一番破舊立新的努力 ， 并未取得外人所想象的或者他們自己最初設想的那般效果 。我相信，盡管他們一直在盡力地使自己從舊制度中剝離出來，但不知不覺中，他們還是繼承了舊制度下的很多感情、習慣和思想 。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正是依靠這些舊制度的遺贈完成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 。……新社會的大廈的確是用舊制度的瓦礫建造起來的 。
我們今天所適用的思想、主義、制度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前人已經指明了方向甚至道路，我們試圖從舊思想中脫身出，但不知不覺中還是繼承了先人的智慧和才智 。密爾的思想，對當今仍有著十分深刻的借鑒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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