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專業主義傳統線年代以來的公共傳播危機主要被歸咎于兩點：報道的犬儒主義態度和媒體分化及其所帶來的復雜后果 。通過對危機脈絡和相關爭議情況的梳理，發現美國公共傳播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在共識崩潰和新自由主義運動帶來的嚴重階級分化的背景下，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原則隔離了情感在敘述中的地位，而新聞職業意識形態則以籠統的“公共服務”理念消解了工人階級話語 。
根據多國大規模調查，專業新聞(professional journalism)在今日數字傳播環境中仍然是公眾心目中最可靠的消息來源 ， 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專業神話已經不復存在 。商業化導向和專業主義痼疾所累積的弊病由來已久，民眾對新聞業的信任度持續下跌，情感和信仰所主導的“后”成為熱點議題 。本文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專業新聞的危機脈絡和相關爭議情況進行梳理 ， 嘗試從情感和階級這兩個角度來對專業新聞實踐進行反思 。
所謂的新聞專業主義規范在1960年代的美國采訪人員認同中達到頂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冷戰背景凝聚了高度的共識，以及社會經濟新政策的成功使媒體可以調和商業與公共服務的矛盾① 。但是 ， 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環境、媒體技術和媒體政策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聞業的內部結構、經濟狀況和實踐方式一直在演化，而這些很大程度上被新聞專業主義的古典價值體系所排斥 。一些新聞實踐活動被選擇性忽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階級排除則完全不被關注 。只有恢復曾經被遮蔽的敘事，才能對今日專業新聞的境況有較為準確的認識和判斷 。
美國公共傳播的危機在其新聞專業主義的高峰時刻即已初露端倪，盡管媒體遵循專業理想并對政府和權勢人物保持監督和質疑，但大多數丑聞和災難性事件都是在釀成嚴重后果之后才被報道 ， 敏感的學者從中已經感受到危機 。哈林(Hallin)對越南戰爭報道的考察顯示，盡管很多人指責電視新聞破壞了政府權威并迫使美國結束戰爭，但在戰爭的早期階段，大多數媒體高度支持政府政策 ， 而美國在戰爭中的國家利益等基本問題則從來沒有被認真討論過② 。恩特曼(Entman)認為美國媒體表現出一系列悖論，如媒體數量更多而美國人對現實了解卻比以往更少；媒體采取質疑對抗態度卻沒有讓政府更負責，這說明美國社會的公民權(citizenship)遭遇嚴重問題③ 。
主流新聞業第一次被廣泛察知的公共傳播危機是1988年的總統競選報道，其時冷戰結束的形勢已經非常清晰，競選報道卻未涉及美國所面臨的諸多國內和國際重大事務 。散文家狄迪恩(Didion)認為 ， 專業化機制使程序沒有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和發表意見提供條件，家、采訪人員、專家等內部人聯手創造公共生活敘事，通過模糊關注的焦點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來維持共識的幻象④ 。這場退化成只有“數個宣傳口號和粗俗廣告”的競選帶來公眾對表演的廣泛，投票率和電視收視率均大幅下降⑤ 。學術界和業界對這次競選的反思激發了后來頗具規模的公共新聞運動，但主流新聞業的傳播危機狀態并未改變，并隨著新的媒體角色加入而累積更多的弊病 。1991年海灣戰爭報道中，媒體不加質疑地大量傳遞政府提供的虛假信息再度引起廣泛關注，劇作家和小說家特西奇(Tesich)在《國家》周刊撰文第一次提出“后”概念⑥ ， 認為美國政府以謊言發動戰爭，且事后能毫無畏懼地解密，說明美國社會已經將人民排除在和公共責任之外 。
美國的公共傳播危機并非媒體對自身使命和理想認識不足那么簡單 ， 實際上，公眾的批評和新聞業自身的反思一直在進行，高質量的報道也一直存在，但是在重重壓力之下，媒體報道的整體狀況依然不樂觀⑦ 。媒體體制和專業傳統、和社會環境變遷、傳播技術發展等多重因素影響和塑造了媒體在公共傳播上的表現 。整理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學術界關于公共傳播危機的分析討論可以發現，相關話語集中在兩點：媒體報道的犬儒主義態度和媒體分化及其所帶來的復雜后果 。
總統競選可謂美國公共生活的重要事件 ， CBS早在1978年即對選舉報道中的“導向”(horse race-oriented)進行過嚴厲的自我批評，但是媒體競爭的體制性壓力使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報道創新都難以推行，CBS在其后兩屆的總統競選報道中依然遵循原先的路徑⑧ 。哈林對1968-1988年間的6次全國大選電視新聞報道的研究表明⑨ ， 選舉報道狀況持續惡化，電視新聞引用的同期聲(sound bite)時長逐年縮短，引用專家對競選活動的解釋性報道增多，而選舉報道的基調則越來越趨向負面 。哈林認為，技術進步使媒體有可能分解和重組素材，以清晰的單一故事線來敘事；而競選策略的變化則使媒體對候選人采取更加對抗的態度，相比于1960年代近乎宣傳的競選報道，這顯然是一種進步 。但是，預期的報道進步帶來非預期的嚴重后果，媒體的刻板思維程式最終促成報道的犬儒主義(cynicism)態度 。
媒體犬儒主義的主要表現是競選報道注重對抗而忽視合作，注重競選策略分析忽略嚴肅的內容 ， 注重誰輸誰贏而忽略辯論中的公共利益 ， 即所謂“”報道 。卡佩拉(Cappella)和賈米森(Jamieson)提供了一個犬儒主義思維程式及其后果的生動案例⑩ 。1995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共和黨金里奇聯手出席一個小規模論壇，雙方就反恐立法、醫改等重要議題達成共識，也在一些重要國內議題上存在分歧 。會談氣氛是彼此尊重和合作的，但是“這與當代新聞報道的主導性觀念不兼容”，一些媒體堅持用“戰爭”“競賽”之類的修辭來報道會談，一些媒體則夸張地將會談描述為“表白會”(love fest) 。更為諷刺的是，采訪人員因為習慣于描寫沖突，因此在面對“表白會”時“不知怎樣來描寫它是什么” ， 只能描寫“它不是什么” 。
布盧姆勒(Blumler)和古雷維奇(Gurevitch)在1995年正式提出“公共傳播危機”概念(11)，認為家和采訪人員之間出現敵對狀態 ， 媒體將家形象簡化和刻板化為只關心權力和個人利益的人，將過程呈現為博弈，媒體代理政府反對派角色進行大量挑戰性和揭露性報道，而提供的公共服務卻越來越少，媒體參與過程卻帶來一定的去化 。媒體犬儒主義報道的主要問題在于 ， 通過假定所有事情皆是壞的而放棄了新聞業的核查和判斷的核心責任，“當犬儒主義取代懷疑主義，就創造出自我破壞的動力機制，如果采訪人員認為話語沒有實質性內容，他們的替代性過濾就被合法化了”(12) 。
犬儒主義報道愈演愈烈不僅帶來公眾對程序的不信任，也影響到公眾對媒體自身的信任 。巴尼特(Barnett)認為人物雖然并非無可指摘 ， 但媒體越來越敵對的報道的實際效果是破壞了公眾對體制的信心，并有可能激發的危機(13) 。受眾調查則發現公眾對媒體犬儒主義報道的不滿也在增長 。皮尤研究中心1998年的全國調查發現公眾對新聞業的評價越來越消極，認為“新聞報道經常不準確”的人從1985年的34％上升至56％，批評更多指向全國性媒體，認為媒體過于強調負面新聞和對過于挑剔(14) 。
“媒體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可能是學術界對媒體犬儒主義報道的最嚴厲指責 。傳統上認為媒體是社會關系的協調者(mediation)，起中介和溝通的作用；“媒體化”則認為媒體本身也是一種權力 ， 它和機構、家爭奪對于公共議程的控制，并有可能處于主導地位 。“媒體化是失去自主權的，它依賴大眾媒體的核心功能 ， 并且通過與大眾媒體的互動而不斷被塑造 。”(15)這個觀點來自于阿什德(Altheide)和(Snow)在1979年提出“媒體邏輯”概念，認為現代社會各主要機構都成為媒體文化的一部分 ， 在媒體和受眾習以為常的相互作用下，媒體還成為各社會機構實踐的一種合法性來源(16) 。此種“媒體邏輯”對傳播帶來的后果是，媒體以一種新的無意的權力形式參與到過程中，必須根據新聞價值和可能的受眾訴求來爭取其在媒體報道中的地位(17)；但決策又是一個復雜過程，媒體的犬儒主義態度削弱了政府權威及其對政策的解釋能力 ， 加劇了家的謹慎和控制，并成為反對派利用的杠桿 ， 為機會主義提供了動力(18) 。
不過許多學者認為，盡管媒體權力在擴大，機構仍然控制著過程并保留按照自己的目標和規則運行的能力(19) 。媒體本身負有監督職能，籠統談論是否“媒體化”并沒有太大意義，考察“媒體化”至少有四個維度：媒體報道的消息來源情況、媒體管理獨立于的程度、媒體內容受“媒體邏輯”支配的程度、行為者受“媒體邏輯”支配的程度(20) 。傳播的索引(indexing)理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媒體會報道對政府決策的反對性意見，但僅限于政府內部意見出現分歧時 ， “負責任的新聞業將批評置于制度性辯論的范圍之內”(21) 。這對“媒體化”理論提出有力的反駁，“媒體邏輯”遠沒有達到支配過程的程度 。
互聯網傳播的發展喚起人們將其作為公共傳播替代性空間的期望 。在媒體對家的態度很難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一些學者寄望于互聯網或可促進各方進行更為真誠的溝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信任 。不過，當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互聯網重建信任的作用不可高估 ， 公共判斷必須經由相對獨立的中介性機構來達成 。科爾曼(Coleman)和布盧姆勒(Blumler)認為在新的傳播環境下，采訪人員的作用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 他們要承擔起四個角色：鼓勵和協調彼此陌生的公民對話、提供關于社會現實的平衡報道、從不同角度提供解釋以解決公共討論中的困境情感博主李尋歡、幫助公共討論變得生動活潑有吸引力(23) 。
布盧姆勒等曾將二戰以后英美傳播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24) 。戰后的頭20年，“政黨的黃金時代”伴隨著由政黨主導的強大而穩定的公共傳播 。從1960年代晚期，媒體、政黨和選民狀況都在悄悄演化和相互作用 ， 傳播開始漸變 。大約從1980年始，媒體渠道迅速增長不斷分化，傳播過程出現新模式，公眾、家和媒體的關系被重塑，并至少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即已展現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 現代公共傳播危機正是媒體激增和分化的后果 。
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報道規范被打破，出現多種新聞模式；主流電視新聞受眾大幅下降，替代性消息來源吸引年輕受眾 。有線小時新聞服務使未經審核和編輯的信息直接被傳遞，成立于1996年的Fox News則以公開聲稱的黨派偏向性挑戰了傳統新聞業的客觀性規范，在取得市場成功的同時也促使受眾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1996年開播的以諷刺為主要特色的喜劇節目“每日秀”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舉新聞來源 。“新聞生態系統正成若干新聞模式，各自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目標 。”(25)保守派和共和黨人傾向于選擇來自Fox News的新聞，而回避CNN和NPR的新聞，自由派和黨人則相反(26) 。互聯網傳播發展使新聞客觀性規范進一步受到沖擊 ， 一些激進的學者開始承認“主觀新聞學”或提倡后現代主義新聞學 ， 更多學者強調要將受眾參與性(engaging)容納進新聞質量評估框架中(27) 。
信息娛樂節目、音樂電視、小報新聞等傳統上與無關的媒體形式卷入傳播過程 。以報道名人八卦、人情味故事和奇聞怪談為主的小報在美國有悠久歷史，但長期以來它們和主流媒體各不相關 。隨著媒體競爭加劇，主流電視網聯合小報推出閑話性電視節目，小報風格的家丑聞報道也卷入主流傳播過程 ， 新聞業的等級秩序崩潰(28) 。大約從1980年代晚期，人物開始有意使用娛樂性媒體進行傳播，肥皂劇、流行音樂和真人秀之類純娛樂形式亦被征用(29) 。到1996年選舉時，這些“新媒體”形式已經成為競選過程中的正式的組成部分(30) 。
媒體數量激增和分化給主流媒體帶來的影響有二 。一是媒體內容的意識形態化發展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奉行客觀中立報道原則的傳統媒體屢被指責回避實質性內容情感博主李尋歡，成為特殊利益集團和人物的同謀者，也面臨市場份額不斷下跌的壓力 。公開表達意識形態偏向的媒體取得市場成功，帶動了其他媒體朝意識形態化方向發展 。二是娛樂性傳播和小報風格蔓延給傳統報道規范帶來巨大壓力，并帶來傳播的不確定性和爭議性 。在社會責任理論支撐下由傳統的信息精英所控制的有關社會和世界的“線)，迫于媒體競爭，未經證實和消息來源不充分的信息也被主流媒體傳播 。
學術界對媒體分化后果的主要關注點是受眾的選擇性接觸，但意見并不一致 。一種意見認為 ， 媒體分化使更多人選擇娛樂節目，減少了無意接觸信息的機會，選民的知識差距擴大；媒體的兩極分化疊加“敵意媒體效應”，意味著一部分選民會忽視來自反對方的消息和觀點 ， 這將增加溝通的成本并削弱其效果(32) 。相反的意見則認為，選擇性行為要結合其內容和背景來考慮，經驗證據和調查數據都表明，選擇性接觸并不排除對其他差異性信息的接觸；傳播新技術和社會的互動是個復雜的過程，并不必然帶來個人偏好的回音壁效應(33) 。
新媒體內容普遍專業化和窄化，導致選擇性接觸可能使人們陷入專業興趣的“飛地”里而喪失對普遍興趣的關注 ， 這將消解媒體作為全社會公共領域和符號環境的作用 ， 并最終損害社會共識的達成 。不過，實證調查并未證實此項擔憂 。韋伯斯特(Webster)根據2003年2月尼爾森對62家全國電視網的收視調查數據分析認為，受眾選擇分化并非想象的那樣糟糕，由于習慣性收看，傳統電視網仍然為美國觀眾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基礎，大眾通常同時使用專業媒體和一般主流媒體(34) 。格雷特(Garrett)在2004年總統大選前的調查發現 ， 美國人使用網上信息源所提供的控制功能來增加對與其既有態度一致的信息的接觸，但并不犧牲接觸其他觀點的機會(35) 。還有研究表明社交媒體增加了用戶對新聞和信息的接觸多樣性(36) 。
媒體分化的另一個擔憂是謠言傳播 。互聯網擴大謠言傳播的速度和范圍 ， 一度令學者擔心其破壞公眾對現實的理解力，虛假信息損害制度的合法性 。但是實證調查表明，互聯網傳播總體上并未增加謠言的社會信任度，其影響可以忽略不計(37) 。真正值得擔憂的是“人為信息混合體”(factitious informational blends，簡作FIBs)，即具有動機的利益集團和個人將混合著和虛構且無法驗證的事實借助新媒體形式推出，此類信息通常以詆毀政敵為目標，以真實的核心事實而取得生存合理性，延展的猜測性事實則受極化意識形態驅動而不會遭到公眾的直接(38) 。許多媒體意識到了區分此種混合信息的責任，加強了對信息進行事實核查的力度(39)，但是，人們對事實(facts)、證據(evidence)和經驗知識的相對主義態度仍在發展，事實性的信息常被降級為單純的意見，“這種情況大規模發生將危及決策的核心 ， 如果政黨不能就其賴以決策的基本事實達成一致意見，則線) 。也有學者關注到媒體分化中的情感性傳播、互聯網傳播的直接效應，以及非正式參與力量的增長等問題，但并未系統研究 。
綜上所述，美國公共傳播危機由來已久且愈演愈烈，主流媒體的犬儒主義報道和媒體分化帶來的不確定后果被認為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 。德貝斯(De Beus)采用“觀眾”(audience democracy)概念認為 ， 媒體越來越趨向于將解釋、調查和娛樂混合傳播，但報道框架強烈偏向于否定主義，強調斗爭、、權力，而非妥協、團結和理想 ， 將導致的解體(41) 。布盧姆勒認為“公共傳播危機”概念對2017年的傳播生態仍然適用，宣傳的徹底專業化導致選民信息不足，而家和采訪人員之間的“長期戰爭”則轉變成“制度化敵對”(42) 。不過仔細分析上述話語，不同視角的結論往往相互矛盾，一些問題探討停留在表面 ， 沒有深入現象背后的機制 。在傳統意識形態的遮蓋下，一些基本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討 。其一是美國主流媒體一方面被指責犬儒主義，和家保持對抗而非合作態度 ， 另一方面，又常被指責依賴權力消息來源，和政府精英意見保持一致(43) 。導致公共傳播質量令人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何在？其二是媒體分化的種種后果，如信息娛樂的發展和信念驅動的事實傳播與接收情感博主李尋歡，從受眾需求的角度，其合理性何在？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恢復對被傳統新聞專業主義意識形態所遮蔽兩個基本問題的認識 ， 即被客觀性原則所隔離的情感在敘述中的地位和被職業意識形態所遮蔽的媒體內容階級性 。
情感和理性之爭由來已久，客觀性理念很大程度上來自關于新聞業在自由中所扮演的基礎性地位的理解 。二戰后新聞教育快速發展，進步主義的新聞史學家在教材撰寫中刻意突出標榜獨立的報紙，而忽略當時更為普遍的黨派報紙，以此來制造區分好新聞和差新聞的標準(44) 。這帶來一個相當反諷的結果，19世紀初高度化的新聞業被稱為“黑暗的政黨報刊時期”，而這卻是那些提出新聞自由經典論述的家和思想家生活的年代 。凱瑞(Carey)早在1969年即對客觀性原則提出批評，認為它嚴重影響了采訪人員的獨立性 ， 將采訪人員從獨立的寫作者退化成傳播中介，從熟練的事件闡釋者退化成純粹的技工(45) 。從1970年始 ， 一系列新聞史著作對客觀性神話提出有力挑戰 。學者對新聞實踐的觀察也對客觀性原則提出疑慮(46) 。但是這些學術批評對主流新聞業并無明顯影響 。1990年始，媒體激增和分化使主流新聞受眾流失，傳統上被忽視的邊緣媒體形式侵入傳播，兼以社會學研究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公共傳播中的情感問題才得到一些學者重視 。
巴巴萊特(Barbalet)認為在社會學的形成階段，情感(emotion)是解釋社會過程的重要概念，其后，世界的日益理性化發展削減了情感在人類事務和行動中的意義，將理性和情感對立的錯誤理解使情感在社會學研究中被排除(47) 。情感被認為是阻礙有效信息處理和決策的負面因素 。極端情緒在大規模社會過程(如起義、等)和日常生活中所引起的破壞性后果，以及熱情(enthusiasm)、(passions)的浪漫主義傾向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印象，可能是情感在一般社會討論中遭到的原因 。早期的情感研究主要依賴自我報告和對人的外在行為的觀察也是重要原因，能被自我反省和他人觀察到的通常是更為強烈的情感，也就是較為極端的情緒，那些在意識邊緣或之外起作用的情感過程則被完全忽略(48) 。
自1970年代以來，神經科學、生理學和實驗心理學的研究進展使人們有可能捕捉到不被主觀意識所察覺的情感及其功能機制，學者逐漸認識到情感和理性(意識)作為大腦的兩套功能系統是互動互補關系，人們依賴感情(feelings)來評估行動成敗、監控危險信號和調整注意力，這就是所謂的“情感智慧”(affective intelligence)(49) 。情感不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一種情感理性；理性也并非獨立的思維能力，而是緊密依賴情感系統，沒有情感的參與情感讀文治愈文本，人類的推理能力將嚴重受損 。
神經科學的進展提供了對于人類情感過程及其功能機制的較為系統認識 。其一，大腦通過感官系統收集到的信息大部分不能被意識察知，但可以被情感系統使用，因此，情感系統掌握更多關于世界和我們自身狀態的信息，可能不夠準確，但是情感的響應速度快于意識 ， 可以在意識之前做出一定反應并為理性服務 。其二，情感系統可以在意識之前對任務執行狀況進行評估，根據任務進展情況來調整注意力分配 。其三，大腦記憶包括語義記憶和程序記憶兩個部分，前者是我們有能力回憶和命名的事物，后者是實際任務的執行記憶 ， 即進入記憶的行為和判斷能夠在沒有意識參與下自動被執行 。大腦的情感系統的參與協調使通常被視為習慣的程序記憶能夠線) 。其四，理性決策離不開情感系統的支持 ， 簡單決策所包含的多種選擇也為純粹理性計算所不堪負擔，情感系統的“自動報警信號”減少了選項 ， 使決策成為可能 ， 而情緒缺失則是產生非理性行為的重要原因(51) 。
學者結合實驗心理研究和神經科學的發現提出認知處理的雙重過程模型：自動處理和審慎處理(deliberative processing)(52) 。自動處理出現在審慎處理之前 ， 人們在既往經驗中與認知對象形成情感關聯，這種情感理性會首先進入信息處理過程 ， 而后才是有意識的處理 。心理實驗表明 ， 情感判斷可以在沒有更多認知信息的情況下發生，且比認知判斷更堅定(53)；而病理神經學的研究則發現，發生在意識邊緣或之外的經驗雖然從有意記憶中消失，但相應的情感系統仍可被激活并強烈影響當下的行為選擇(54)，也就是說 ， 通常所認為的非理性的情緒化的偏見可能是這種丟失有意記憶的情感信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
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理念植根于自由理論對個人理性、知情公民的推崇和對的防范，假設特定事件或主題的由一組事實構成，將事實和價值、觀察者和觀察對象進行分離 ， 描述越具有客觀性就越接近本身 。新聞業通過客觀性來建立其在線) 。不過，對新聞業日常實踐的調查顯示，采訪人員在極短時間內以直覺形式在眾多競爭性事實做出快速新聞判斷，而客觀性則主要體現為四種敘事策略：呈現沖突可能性、展示支持證據、明智使用引語和倒金字塔信息結構(56) 。也就是，支撐新聞報道的基礎仍然是采訪人員的情感直覺，而客觀性策略僅是用以免于訴訟風險和批評指責的儀式 。客觀性策略減輕采訪人員面對截稿時間的壓力 ， 但也為敘事留下很大隱患，其最嚴重者或許就是對引語和制度內消息源的過度依賴，以及對事件的孤立化處理 。
掌握消息源的數量和質量是采訪人員專業能力的體現，可靠的具有權威性的消息源則是社會普遍接受的事實來源 。由于并非所有事實都能被采訪人員在有限時間內驗證，因此 ， 權威消息源成為采訪人員回避驗證責任的借口 。這帶來兩個后果，一是采訪人員和媒體通常不對有爭議或可疑信息提供自身的判斷 。上世紀50年代主流媒體對麥卡錫事件的報道表明，即使采訪人員有所感知但因無法確證，對權威消息源的依賴使謊言依然在一段時間內成為新聞(57) 。其后媒體采取“兩面事實陳述”法進一步規避風險，即對于無法驗證的事實，采訪人員設法找到持相反意見的消息源，將“是”和“否”的兩種信息同等報道出來，提醒公眾其中風險，同時也將“判斷事實的權力交給了新聞消費者”(58) 。二是剝奪自然事件成為新聞的機會 。對權威消息源的倚重必然使媒體相對忽視普通人提供的信息，而引語相互支撐即可作為可靠證據的敘事技術也使采訪人員可以遠離事實現場和免于親身核實來進行新聞報道(59) 。這削弱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感 。
【情感博主李尋歡情感讀文治愈文本】人類社會的事實是無法自我說明的，這是因為它總是存在于社會整體結構中，這個自發形成的社會結構和個人意圖聯系在一起，是各種社會事實的前提條件和外部環境，(60)唯有理解外部環境才能真正理解社會事實 。客觀性原則強調事實即，并且在規范上將事實和分析隔離，實際上即是將事實孤立化，從而也使社會事實不明 。不少研究表明，媒體之所以避免解釋主要出于現實利益考慮而非維護，因為解釋比單純提供事實有更多風險 。麥克馬那斯在地方電視臺的調研發現，當編輯以客觀性之名批評一條新聞報道時，其真正的憂慮在于本地觀眾所報道議題態度兩極分化，而報道中的任何態度表達都會得罪一部分觀眾(61) 。
社會學者認為，所有行動都有一定的表演性，但是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單純地通過控制肢體、表情和語言表達來模仿，這是一種表面動作，如衣服一樣覆蓋在個體的表面，因此也不會被看成是個體真正的“一部分”；另一種是從內心深處體會真實的場景和情感 ， 從而可以自發地表現出相應的動作 ， 真切的情感創造出動作的真實感 。后者即是付出心理成本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62) 。客觀性原則本為防止和偏見扭曲對事實的觀察和呈現，但在實踐中已經很大程度上退化成規避風險的一套技術手段，隔離了采訪人員對事件的真實參與 ， 也解除了采訪人員對報道對象所應該付出的情感勞動 。這種平靜的疏離的了解和敘述給公共傳播帶來雙重困境 。從采訪人員的角度，失去情感的直覺參與會降低采訪人員對事實的判斷能力 。這或許可以解釋前文關于媒體犬儒主義的典型案例，當家表現出極大的真誠且令現場觀眾為之動容時，采訪人員卻依然從對抗的角度進行報道 。因為沒有真正的情感參與，采訪人員不能有效判斷家的表現，延續一貫的犬儒主義態度就成為首選的報道策略 。從受眾的角度，沒有付出情感勞動的報道成為技術技巧的展示 ， 雖然可以讓受眾無從指責，但是失去真實感的報道也失去受眾信任 。
近年的媒體實踐以及學者的相關研究表明，情感參與并不直接破壞新聞報道的客觀性主張 。學者對1995-2011年間獲普利策獎的各類文章進行內容分析發現，獲獎報道中隨處可見主觀評價語言和情感訴求的敘事結構(63) 。這說明主觀情感勞動在優秀新聞報道中一直存在，只是長期以來被選擇性忽視；同時也說明理性與情感、客觀和主觀二元對立的觀點可能簡化并模糊了新聞故事講述的復雜性 。實際上，即使是通常被認為情感泛濫的小報(tabloid)也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觀情感表達與其客觀性主張并行不悖 。小報采訪人員同樣反復強調報道客觀性以免除責任，尋求具有權威性的消息源 ， 通過專家提供額外細節和背景分析(64) 。而一直被視為小報典型特征的大標題大圖片、對感官細節的強調和報道中所體現的道德絕對性也出現在最高級的媒體中(65) 。德爾斯(Deuze)對荷蘭大眾化報紙采訪人員的訪談表明情感讀文治愈文本，小報和主流媒體擁有共同的職業意識形態，遵從同樣的代表新聞理想的專業價值 ， 包括服務公眾、編輯部自主和建立公信力等(66) 。
從情感表達在公共傳播上的效果來看，研究表明，極端媒體使用增加了受眾的情感參與和知識，其中知識增加水平和公共電視臺(PBS)一致；極端媒體雖然降低了寬容度，但和主流媒體并沒有差別 ， 且受眾高強度的情感參與可以逆轉這種負面影響；極端媒體在信任上的影響是負面的情感讀文治愈文本，但是體現了高水平的內部效率(internal efficacy)，即節目具體內容體現了更強的影響力；在態度和行為上，極端媒體雖然沒有帶來更多正式行為，但是增加了非正式行為，引發了更多的討論(67) 。這至少說明：1.情感參與并沒有帶來額外的負面影響 。極端媒體盡管在報道規范性上存在爭議，但是其提高公民知識的能力并不遜于主流媒體，而知情公民恰是的核心要求 。2.在寬容和行為上，極端媒體的影響和整體媒體環境一致，但是高強度的情感參與卻顯示了明顯的正面影響 。3.就犬儒主義環境而言，極端媒體雖然降低了信任 ， 但是受眾對媒體內容的犬儒主義態度顯然有改善 。以2012年大選為對象的研究也顯示了同樣的結論，雖然Fox News觀眾數量遠少于三大主流電視網，但對受眾態度的影響遠高于后者(68) 。
“階級”一直是美國公共話語中缺省的詞匯，相關討論常被轉換成種族、性別等議題 。這一方面源于美國社會獨特的意識形態傳統，新移民背景使其沒有像歐洲社會那樣強調階層地位 ， 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培育了強大的個人主義信念 ， 各種社會機構和建制皆被理解為個人動機、愿望和欲求的產物(69) 。另一方面二戰后的美國社會確實經歷了一個相對平等時期，沒有大學文憑、在制造業從事非管理性體力勞動的白人工人是社會主體，借助工會組織形成分散的聯盟，有大學文憑和沒有大學文憑的工資差距較小(70) 。但是 ， 由于產業變遷、新自由主義改革和平權運動的發展，這種狀況大約從1970年代初開始緩慢改變 ， 在1990年代后隨著冷戰結束和互聯網而加速發展，大約在本世紀初其后果和影響已經為社會學和人類學學者所關注 。其一是白人工人階級成為越來越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從公共政策視野和公共話語中全面消失 ， 成為學者所驚呼的“消失的中間階級”(71) 。其二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所支撐的全球化經濟以及高技術發展 ， 在造就一批金融新貴的同時也急劇拉大了收入差距，社會不平等問題異常突出情感博主李尋歡，并給大多數人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72) 。
從1970年始，美國汽車業因為國際競爭壓力開始了漫長的減薪和減少雇員的過程，1980年代許多大企業將工廠轉移到海外則直接摧毀了百萬藍領的工作機會，這使工業時代福特主義所形成的穩定就業和員工福利的工人階級集體預期被顛覆，而1970年代的平權運動帶來的公共政策將白人事實上置于劣勢地位 。白人工人階級面對嚴苛的工作環境和實際下降的菲薄收入而被排除在公共援助政策之外，成為隱蔽的被損害群體 。另外，新自由主義經濟使社會財富集聚于頂層，而其他所有人都要努力掙扎才能維持現有的社會經濟地位，美國已經由傳統的所謂梨形社會轉變成金字塔社會結構 。2001年，美國社會1％的頂層家庭占據了國民總收入和收入凈值的1/5和1/3，達到1929年以來最大份額；而同時代其他階層的薪資水平卻在下降，90％普通人的工資水平較1973年實際下降11％(73) 。普通人向上流動機會被堵塞，經濟地位的脆弱混合外部威脅，使其對種族、移民等問題非常敏感 。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茶黨從保守派內部崛起的社會背景 。
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在公共話語層面幾乎完全沒有得到反映，工人階級缺席，而普通人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則很大程度上被忽視或誤讀 。1994年時代鏡報調查顯示出現新的格局，選民對體系的挫折感增強，感覺經濟前景艱難，就業問題嚴峻，對替代性解決方案和訴求作出熱烈回應；同時，選民對黑人和窮人問題更加漠不關心，對移民的不滿情緒擴大(74) 。但是，這些信息并未從社會階級重構角度被解讀，民眾反對福利制度被認為是媒體有關種族和貧困問題不當報道的結果(75) 。近年的人類學研究顯示 ， 白人工人階級確實對公共政策有諸多誤解，但更重要的是，這當中折射的是階級文化的鴻溝，工人階級真正的目標是保住維持其中間階級生活的工作機會，而政府所致力的是提供最低生活保障(76) 。
工人階級在媒體的消失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無所不包的“中間階級”(middle class)概念 。從年收入2.2萬美元的游樂場工人到年收入20萬美元的律師都被媒體歸入“中間階級”(77)，而實際上他們除了收入懸殊，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日常焦慮的內容也完全不同 。工人階級構成美國人口的大多數，而非通常所說的“中間階級” 。按照低于貧困線三倍的家庭年收入標準，工人階級占美國人口的49.6％；按照教育水平，則24歲以上成年人中68％沒有學士學位(78) 。工人階級雖然數量龐大，但公共話語所經常論及的“中間階級”完全抹去其存在 ， 而“非中間階級”則是指“窮人”，也不包括工人階級 。
階級話語的缺失不僅使工人階級的工作環境、利益訴求完全被忽視，更重要的是無視工人階級工作條件(也就是社會力量)的根本性限制，通過假設工人階級沒有足夠的能力上升到更高地位而傷害其工作尊嚴(79) 。在抹去階級的公共話語中 ， 白人種族標簽成為突出符號而將工人階級和其他中產和上層階級并列，否認現實存在的嚴重的階級不平等 。作為天生擁有語言和社會整合優勢的社會主導性群體，工人階級沒能實現經濟提升被精英話語微妙地暗示成源自文化的差異，即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丟失勤勞的傳統，存在道德偏差(80) 。另外，將階級沖突和矛盾轉換成其他議題也模糊了社會問題的本質所在 。這或許正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后媒體上充斥各種關于“后”言論的原因所在 ， 在面對媒體自身無法解釋的現狀時 ， 將原因簡單歸結于公眾對特朗普種種言論的偏聽偏信 。對此 ， 做過長期白人工人階級種族志調查的加州大學法學教授威廉斯(Williams)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我們日復一日聽說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是如何撕裂和痛苦，卻聽不到這一點，盡管充滿戲劇性，特朗普意味著新的共識達成，勤勞的美國人需要工作，而兩黨家都在關注此事，曾經消失的中間階級不再消失了 。”(81)
特朗普競選可能是美國媒體最集中談論白人工人階級的事件，但是長期的忽視和疏離使報道充滿偏見 。許多采訪人員將特朗普與白人工人階級的無知和偏見聯系在一起 ， 認為受教育程度低導致其種族主義和不寬容 ， 并假設受教育程度高者更能容忍多樣性(82) 。實際上 ， 特朗普初選投票人年均收入7.2萬美元，遠超過美國中位數的5.6萬美元，其支持者由兩部分構成：白人工人階級和南方及其他地區富裕的保守派 。前者在后工業時代遭遇失業低薪且缺少社會化支持，2015年的研究顯示，全國范圍內的高中教育程度中年白人死亡率自1999年以來上升22％；后者則面對經濟機會減少 ， 擔心階級地位下降，并對沿海自由主義者居高臨下的正確優越感充滿怨恨(83) 。兩者的共同點是在全球化經濟中喪失安全感、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而特朗普的激進改革口號回應了這種痛苦，正如英國衛報評論：美國黨的新自由主義立場將選民推向了特朗普(84) 。
并非巧合的是，和“階級”一樣，“新自由主義”也是美國公共中長期缺失的詞匯 ， 相關的場合被替換成“自由貿易”“自由市場改革”和“全球化”這樣一些看起來不存在爭議或似乎是不可避免趨勢的宣傳詞匯(85) 。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以激進的個人主義哲學為導向完全拋棄“社群”(community)概念及其對個人最低限度保障的內涵，假設個人的選擇自由 ， 減少或停止國家福利供給，看似階級中立，卻包含了若干系統性偏向：強調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反對勞動者的集體權利，限制獨立工會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發展；“維護金融體系的信譽和金融機構償還能力，而不是維護大眾幸福或環境質量” 。其結果是上層階級圍繞金融化過程鞏固起來，卻將工人階級置于不利地位，造成低工資、缺少勞動保障和增加工作不穩定性 ， 以“所有人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實際結果是“階級力量的重建”(86) 。
新自由主義也給傳媒業帶來直接影響 。除憲法第一修正案等通適法律外，美國的廣播電視業必須遵守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所頒布的規條才能維持營業執照，而其關鍵是服務公眾利益，報道當地普遍關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問題討論 。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下，FCC從1981年開始對廣播電視業的去管制化進程，陸續取消了諸如新聞和公共事務節目比例限制、電視臺定期調查社區以確認重要議題、新聞報道的公平原則等重要規定，推動了完全市場導向的新聞發展(87) 。然而，自由市場產生深刻的不確定性并且缺乏遠見 ， 必然會帶來壟斷傾向和市場審查，反對特定公民的選擇，“在通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市場自由之間存在著一種結構性的矛盾”(88) 。新自由主義假設市場競爭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既忽視了新聞生產的市場理論和新聞理論的差異，又缺少深遠的理論洞見力，最終促成工人階級從媒體完全消失 。
工人階級報紙曾經在美國新聞史上繁榮一時，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便士報影響了后來商業報刊的發展，19世紀末期專業新聞的興起也離不開以工人階級為受眾的廉價報紙的貢獻 。但是，20世紀新聞工業化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影響使工人階級逐漸被放棄，首先是常規報道“勞工新聞”條線(labor beat)被取締，相關報道被合并到商業報道里；其次從編輯部立場上，報紙避免以任何形式來支持工人階級運動，取而代之的是犯罪新聞、名人八卦等小報特色內容，到1980年代，新聞業有意識地擺脫了工人階級讀者(89) 。在追逐廣告商的市場新聞業里，相對貧窮的工人階級被放棄 ， 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新聞業的公共服務被悄悄替換成了為富人和精英階層服務 。
從職業社會學的角度 ， 新聞業因為缺乏“核心的共同知識” ， 從業者無法像醫生、律師那樣建立執照許可的專業門檻，其專業性一直充滿爭議和矛盾 。但是 ， 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種職業意識形態既是普遍的職業標準，也是新聞業建立自身合法性和事實調查權威性的依據(90)，而“公共服務”則是這一套理念的首要要求，并以此而將新聞業深深嵌入制度的運轉中 。不過，這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面，還需要同時關注其實踐面 ， 唯有將兩者對照 ， 根據理想面來反省和調整實踐面，才有可能盡量好地實現其理想面 。
從實踐層面，新聞專業主義是新聞組織用以控制采訪人員編輯的有效手段，由于新聞業務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采訪人員編輯需要較高程度的自由裁量權才能及時有效處理業務，專業主義作為共享的專業規范形成跨組織的控制機制(91) 。媒體生產其實是意義建構過程，條線安排和對官方及權威消息來源的依賴都意味著專業規范傾向于認同現存的社會權力結構 ， 信息并非中立 ， 而是表達權力和經濟精英的觀點 ， 但看起來卻是正常和自然的狀態(92) 。塔吉曼(Tuchman)則更激進地認為專業主義是新聞業合法化現狀和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 ， 這是由其內蘊的六個特征所決定的(93) 。
意義建構的本質和新聞生產的社會條件決定了新聞專業主義必然具有階級性，在去管制化的背景下，回避階級話語只能意味著對特定階級的排除(political exclusion) 。當主流媒體遵從經濟精英的視野和價值觀時 ， 一些新生媒體尋求利基市場而定位于普通大眾中較為富裕的部分，成為所謂“極端媒體”，但是占半數以上人口的更為貧窮的工人階級則被拋棄，這是越來越多公眾對專業新聞深感不滿的重要原因，也加劇了當代公共傳播的危機 。學者對西方六國1987-2007年間的電視網信息傳播狀況的比較研究顯示，商業化程度最高的美國提供的信息量最低，觀眾數量也較少(94) 。在互聯網環境中，不少人認為離開傳統媒體的大眾轉向了互聯網新媒體，但實證調查顯示并非如此，這些被拋棄的工人階級并沒有轉向新的消息來源，作為主要社會群體的工人階級成為“非公眾”(non-publics) ， “沒有自己的競爭性公共領域或平行話語舞臺情感博主李尋歡 ， 這是當前分析結果中最令人不安的地方”(95) 。
正如諸多學者指出，新聞專業主義作為一組價值規范和身份認同的話語既非伴隨新聞業與生俱來，其內涵在近百年里也一直隨著社會環境而變遷，從提升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地位 ， 到維護工作權利和建立道德規則以贏得社會尊重(96) 。新聞體系在一代一代革新，每一場革新都會發明出一些新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這些新規范并非完全拋棄舊的實踐及其理念，相反也是承續啟蒙運動的思想，同時整合進新實踐，從而對公共的代表機制做出修改(97) 。經典的新聞專業主義規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頂峰，從那時到現在的半個世紀里，經濟和媒體自身的環境都發生巨大改變，促使媒體實踐的變遷，同時也呼喚學術界對媒體規范做出更全面的思考，來推動更為健康的公共傳播機制的生成 。就其大者而言，這些變遷著重表現在兩個方面 。
其一是冷戰所凝聚的從精英到全社會的共識崩潰，意味著曾經作為媒體和受眾共同接受的默而不宣的新聞報道的情感基礎也不復存在 。面對分歧的意見，媒體簡單的“呈現沖突”或試圖借助專家來擺脫自身在公共傳播中的責任 ， 既無法取得公眾信任情感讀文治愈文本 ， 也不能真正促進知情公民的發展 。媒體長期以來在議題報道上的猶豫不決和態度，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其抗拒情感復雜性的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理查茲(Richards)所言，限制對沖突意見的深入討論和對情感公共領域的承認，也就是限制了媒體在領域報道上的誠實、深度和對深思熟慮意見的交換(98) 。
其二是新自由主義運動在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興起，對當時陷于困境的西方經濟發展來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是一場以犧牲社會公平為代價來追求經濟發展的運動，在幾十年的發展演化中已越來越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完全拋棄對社會公平的考量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 一方面是美國國內實體制造業的空心化和工人階級的貧困，另一方面是極少數的金融精英占據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 。而對社會公平和階級平等的完全拋棄事實上也已經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障礙 。據統計，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是3.5％，新自由主義改革的1980年代則下跌為1.4％，而到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達成的1990年代則為1.1％(99)，這說明從全球范圍而言，新自由主義在經濟發展上也是失敗的 。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新自由主義對自由市場和個人責任的過度強調造成原子化社會，公民作為個體越來越依附于經濟，并被去階級去種族去性別化地轉變成單純的消費者，這帶來對“”和“公民權”(citizenship)概念的異化，被轉換成個體消費者的選擇，而公民權則是附屬于消費選擇上的一套個性化身份標識(100) 。學術界和媒體需要破除這種無意識的階級忽視，以恰當的新聞政策來進行階級整合，特別是被排除的占社會大多數的工人階級 。
就媒體實踐而言，情感在新聞報道中一直存在，本世紀以來，在互聯網傳播和媒體分化的影響下，公共傳播中情感性表達大量增加，盡管仍被冠以“信息娛樂”等頭銜以區別于傳統的客觀報道，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情感在公共表達中的重要性，荷蘭學者彼得斯(Peters)認為過去幾十年里的重大變化是情感表達風格呈現多樣化，以及新聞業對采訪人員參與事件和受眾參與新聞的接受度在提高(101) 。在此背景下，也有一些學者主張“公然有偏向的新聞”應被視為沒有道德爭議的高質量報道(102) 。也就是說，“情感”在新聞實踐中面臨的主要是被承認的問題 ， 特別是在主流媒體中 。傳統的客觀性規范經過大學教育而普及為大多數新聞從業者的默認規范，要使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接納情感還需要從理論建設到專業教育的系列觀念再造 。
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在媒體實踐中仍然是缺席的 。本世紀以來，迫于各種社會問題 ， 社會學和人類學學者對白人工人階級做過不少研究 ， 關注工人階級在公共話語中的消失，強調需要重新進行階級整合，但是媒體和新聞學研究仍然鮮少對工人階級的關注 。新聞史學者內羅內從其個人經歷出發幾度強調媒體應該重視工人階級受眾，也有少數學者從排除的角度關注到工人階級在新聞報道中的缺席 ， 但是總體而言，階級和工人階級被籠統的“公共服務”理念所消解，商業媒體的階級性問題沒有被特別關注 。1990年代興起的公共新聞運動作為對媒體精英化的一種糾正，試圖通過采訪人員深入參與社區來建立與普通公民的聯系 ， 這本來或可幫助媒體擺脫完全商業導向的局限而增加對工人階級的關注，但是因為“社區”概念涵義廣泛 ， 以及泛泛強調公共對話，這場運動最終也沒有在階級接納上取得進展 。
二十年前，凱瑞在為公共新聞運動辯護的時候曾經談及改革的兩種傾向 ， 其一是時代流行的保守主義市場模式讓所有的新聞實踐標準皆為之讓路，其二是強調傳統實踐標準的神圣性，因應當代文化的任何改革努力(103) 。這其實也是美國公共傳播危機多年遷延不愈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應時代的發展，反思新聞專業主義規范，接納和強調情感勞動在公共傳播中的地位，并恢復被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運動所棄置的“社會公平”和“階級平等”概念的重要性 ， 通過政策規范來真正落實“公共服務”以接納社會大多數的工人階級 ， 這是當前新聞專業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需要完善的兩個要點 。
ck,J.,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Press/Politics,vol.13,no.3,2008,pp.22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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