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傳融合思維館媒介與健康：關于社交媒體“使用-滿足”后的副作用 _生活百科

隨著學科邊界的逐漸模糊，跨學科交叉研究越來越成為人文社科類學科研究問題的重要思路。所謂跨學科研究，即融合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學科知識理論與研究方法構建一整個研究框架，來解決單一學科的理論與實踐無法解決的問題。近年來國內新聞傳播學學科體系發展逐漸成熟，多學科交匯融合已是大勢所趨。所以，平時看論文專著整理文獻不要僅局限于一個領域，可以多在其他相關學科中尋找新的視角。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是指允許用戶創建、分享和交流信息的在線平臺, 搭載的內容包括文本、圖像、音頻和視頻。國外常用的社交媒體有Facebook, Instagram及 Snapchat 等(Wegmann et al., 2017),國內常用的有微信、微博及 QQ 等(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20) 。
社交媒體使用，則是基于社交媒體開展的各種活動的總稱。目前研究者主要從使用頻率、使用時間、使用強度及使用成癮等角度來衡量社交媒體的使用程度。已有研究表明, 社交媒體的使用可以幫助個體形成積極的自我概念、促進人際交流、獲得社會支持, 發展社會資本。但是,社交媒體使用也會給個體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比如，可能會導致抑郁癥狀、自尊水平下降、睡眠障礙、外貌焦慮和身材焦慮等不良結果。同時,社交媒體使用還會導致個體的認知能力下降, 尤其是對個體的執行功能有消極影響。
錯失焦慮(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又譯為錯失恐懼,是指對于錯失某些可能的重要信息或新奇事件而產生的一種以焦慮為主, 并伴有恐懼、失落、擔憂、沮喪等消極感受的彌散性復合情緒體驗。這種符合情緒不僅包括錯失前的擔心和恐懼, 也包括錯失后的不安和失落; 不僅恐懼于遺漏重要的信息, 也恐懼于錯過重要的社會活動; 不僅擔心錯過他人的新奇體驗或重要事件,也害怕錯過自己希望獲得的積極體驗。強烈期待了解他人經歷、頻繁參與社交活動、持續關注外界信息動態等都是“措施焦慮”的典型表現。研究顯示, 有66%的人曾經歷過這種焦慮, 并且在每天較晚及周末的時候最為嚴重。
社交媒體使用與錯失焦慮的關系關于社交媒體使用和錯失焦慮的關系, 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兩者呈正相關。第二種觀點認為兩者線性相關較弱, 可能呈現 U 形關系。
第一種觀點認為社交媒體使用與錯失焦慮呈正相關。根據大眾傳播的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社交媒體使用可能會強化用戶的某些認知、情感、態度及行為。該觀點強調社交媒體使用可能會增加個體的錯失焦慮水平。
社交媒體上呈現的大量信息增加了個體對錯失活動的可知性。個體在使用過程中由于知曉了大量未參與的事情或活動,因而會體驗到緊張、不安以及被排斥的感覺, 這種相對剝奪感導致了錯失焦慮的出現。不僅如此, 由于社交網站上呈現的信息極具炫耀性和夸張性, 瀏覽此類信息還增加了個體上行社會比較的可能,使其認為他人的經歷比自己的更精彩,也會導致錯失焦慮的出現。
此外, 個體在社交媒體上的線上交流、娛樂消遣和無目的的閑逛行為會占用大量的時間, 這會擠占個體用于線下社會互動和人際交往的機會與時間, 使個體錯過更多有意義的經歷。而虛擬的社交平臺上所展示的信息僅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少部分, 無法替代個體的親身經歷和體驗。個體在線上時間的消耗中會更加擔心是否錯過了現實情境中的某些重要的活動或信息, 也會增加錯失焦慮感。橫向和縱向研究均發現社交媒體使用確實能夠正向預測錯失焦慮水平。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社交媒體使用與錯失焦慮線性相關較弱, 可能呈現 U 形關系。根據數字恰到好處假說(Digital goldilocks hypothesis), 在數字媒體極其普遍的時代, 社交媒體使用已變成一種潮流,只有順應潮流, 適度參與和使用才會對個體的心理社會適應產生助力作用。反之, 無論是過度使用還是排斥使用均會對個體的心理社會適應產生不良影響。
根據這一觀點，社交媒體使用過多的用戶可能會增加自身的完型傾向,這會推動個體持續關注和跟進當下的新穎信息或事件動態,使個體更加害怕錯過遺漏一些重要或精彩的事件。社交媒體使用過少的用戶由于難以及時獲得外界的有效信息以及他人的活動狀態, 增加了錯過的風險, 因此也會令人心生疑慮和擔心。所以，只有適度使用社交媒體的用戶, 才能將線上和線下活動合理安排, 理性的看待和關注外界的動態, 減少錯失焦慮的出現。
睡眠障礙是衡量睡眠質量的重要標準，指的是睡眠量的異常以及睡眠中出現異常行為的表現。在以往探究社交媒體用戶睡眠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數研究僅僅關注學習、工作和人際關系壓力，很少有研究關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興影響因素。有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使用會導致更高的焦慮和抑郁水平，也對睡眠質量有著一定的影響。
而短視頻社交媒體是今年新興火熱的網絡社交平臺，有著快捷、生動、精簡的特點，使人們可以在快節奏生活狀態中利用碎片化時間去學習和娛樂。短視頻社交媒體因其獨特的社交特點和簡便的技術特征也更易使人沉迷，以至于越來越多的用戶逐漸出現依賴的傾向。
那么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如何影響睡眠障礙？研究發現，夜間社交媒體使用可能在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和睡眠障礙之間起中介作用。
夜間社交媒體使用是指個體特定于夜間主動使用社交媒體，或回應社交媒體提示音被動使用。一方面，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可能影響夜間社交媒體使用。首先，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者更可能在夜間主動使用短視頻社交媒體，因為白天時間被學業工作等占據，可自我支配時間較少。從補償心理來看，當個體的目的不能達成時，會改以其他方式來彌補，以減輕焦慮。因此，他們更可能會利用夜間可自我支配時間去使用短視頻社交媒體以滿足心理需求。統計報告也顯示，短視頻社交媒體的使用會在夜間出現高峰。
其次，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者更可能在夜間被動使用短視頻社交媒體。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者會密切關注社交媒體動態，易出現錯失恐懼而將社交媒體置于睡眠之上，從而在夜間為回應提示音而被動使用短視頻社交媒體。研究表明，社交媒體使用者可能會因期望和錯失恐懼而用社交媒體使用取代睡眠。
另一方面，夜間社交媒體使用會導致睡眠障礙。睡眠干擾過程理論認為，除認知喚醒外，睡眠問題還會由情緒喚醒引起，過度的情緒喚醒會引起大腦神經元的過度興奮，干擾睡眠過程。已有研究發現，夜間社交媒體使用會產生認知和情緒上的喚醒，進而影響睡眠。除認知和情緒喚醒外，電子設備所產生的光以及發射的電磁輻射會影響褪黑激素的分泌，從而延緩晝夜節律。可見，夜間社交媒體使用水平越高，睡眠障礙越嚴重。
此外，性別差異也值得關注。根據已有研究推測，性別在本研究的假設模型中可能起到兩方面的調節作用。一方面，性別可能調節中介作用的前半段，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對夜間社交媒體使用的預測作用可能在女生群體中更顯著。研究指出，女生使用手機更多地是為了建立和維持人際關系，通常比男生花費更長時間在社交媒體上。
在白天可自我支配時間缺失的情況下，女生更可能在夜間主動使用社交媒體以彌補白天需要的缺失；同時，女生比男生更期待親密朋友的正性反?。?更怕錯過朋友的消息或評論，這促使她們更可能回應提示音，從而在夜間被動使用社交媒體以及時獲取信息。另一方面，性別可能調節直接效應，短視頻社交媒體依賴對睡眠障礙的預測作用可能在女生群體中更顯著。
相比男生，女生更傾向于在社交媒體上展現自己的魅力，更遵守內容發布的規范，這需要她們花費更多的精力去選擇、思考和編輯所要發布的內容，因此更容易因認知喚醒而影響睡眠。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是指以目標為導向對多種認知加工進行監控和管理的能力,包括一系列的高級認知加工過程。其中轉換 (“switching”or“shifting”)、刷新(updating)、抑制(inhibition)三個獨立的成分一直受到研究者的諸多關注。但近期有研究發現, 使用社交媒體反而對個體的執行功能有益,如練習使用社交媒體的新手用戶在刷新和抑制能力上表現出顯著提高。而 Shin 等人(2020)認為, 社交媒體使用可能與個體的執行功能之間呈倒 U 型關系, 即中等程度的社交媒體使用是促進執行功能的最佳水平。
已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對個體的執行功能有促進作用。隨著社交媒體在個人、社會和工作環境中的日益普及,個體使用媒體時出現了一種習慣化行為模式——媒體多任務處理(media-multitasking), 即同時對兩個及兩個以上的電子或非電子媒體任務進行處理。由于認知資源分配的有限性,真正意義上同時進行多個媒體任務難以實現, 因此, 媒體多任務處理可視作快速而自動地在多個媒體任務間頻繁切換。
研究者認為,日常生活中的媒體多任務處理可以作為一種認知訓練,其干預效果可以遷移到轉換任務或雙任務范式中去。在多個復雜媒體任務中,高強度媒體多任務者可以更好地整合多通道信息,并且已獲得了大量在任務之間來回切換的經驗, 這些豐富的任務切換經驗使得他們能夠快速重新適應新任務或更完全地抑制舊任務, 從而減少任務切換成本,更好地在任務間轉換(Rogobete et al., 2020) 。
雖然已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使用會對個體的執行功能有促進作用,但是另外一些研究發現, 社交媒體使用會損害個體的執行功能。頻繁在電子媒體上同時處理多項任務與較差的執行功能有關, 并且社交媒體使用頻率越高,執行功能方面存在越多的困難, 尤其表現在反應抑制能力上(Murphy & Creux, 2021) 。研究者發現, 高強度媒體多任務者比低強度媒體多任務者傾向于更多地使用直覺反應系統, 并且關注即時滿足而非延遲滿足,這表明媒體多任務處理可能損害個體的抑制控制能力。
從以上研究可以發現，大多數研究圍繞的都是社交媒體使用與認知能力之間存在線性關系。而有研究者提出,社交媒體使用可能與個體的執行功能水平之間呈倒 U 型關系,即社交媒體使用并不是一味地損害或促進執行功能的發展,而是在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最佳臨界點。例如,在實驗里的n-back 任務中,中等強度媒體多任務者比高、低強度媒體多任務者表現更好,中等強度的媒體多任務處理與最佳水平的認知控制相關(例如, 刷新工作記憶中的信息, 過濾干擾刺激) 。高強度媒體多任務者在 n-back 任務中更容易出現注意力缺失, 更難以專注于任務, 這導致他們停止刷新短時記憶中的字母, 因此更難記住字母順序，抑制控制能力更差。低強度媒體多任務者在執行功能任務中的表現比中等媒體多任務者更差,與高強度媒體多任務者無顯著差異(Cardoso-Leite et al., 2016) 。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由于低強度媒體多任務處理與消極情緒狀態有關, 使個體自我控制能力和成就感降低, 進而阻礙執行功能的發展。
基于前文說提到的社交媒體使用與執行功能之間的倒 U 型關系，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一下社交媒體使用的中等程度。中等程度的社交媒體使用之所以可以促進個體的執行功能，使個體得以發揮出最佳水平，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 相比于高強度或低強度的社交媒體使用水平,中等強度的社交媒體使用會引發更高水平的社交媒體心流。
社交媒體心流(Social media flow, SM flow)，是當人們完全沉浸于使用智能手機等電子工具進行娛樂、信息搜索和社交活動時,所產生的一種最佳體驗,表現為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持續專注和愉悅的心理狀態(Leung, 2020) 。研究者們通常采用專注、時間失真、臨場呈現、享受和好奇五個維度來評估社交媒體心流的程度。當社交媒體使用強度處于適中水平時, 社交媒體心流處于一種無需任何心理努力的特殊注意狀態,與個體高水平的認知控制、專注投入有關, 使得個體在面對社交媒體中各種復雜的信息刺激時,過濾各種干擾信息,將注意集中于有用的信息,目標信息則不斷地被儲存和更新,個體的執行功能(尤其是刷新功能)在這樣的要求下得到長期而反復的鍛煉, 最終得以提升。
此外, 社交媒體使用所產生的心流體驗可以作為一種內在使用動機,通過增加社交網絡的互動, 使得人際關系的積極變化, 這也為個體提供了持續不斷的社會獎勵, 包括各種關于社交聯系或聲譽提升的功能。形成和維持社會互動與獎賞相關的神經系統有關,當個體接收來自社交媒體的積極社會反饋時(例如, 得到別人的點贊、評論等)可以激活有關社會獎勵的大腦區域, 包括紋狀體和腹側被蓋區。
可見，社交媒體心流可以幫助新媒體用戶擴大和維護社會關系，進而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從這一層面看，適度的社交媒體使用會更有益于用戶心理健康與社會發展。因此,社交媒體依賴者只有適度使用社交媒體,將社交媒體作為改善其現有社會資本的工具時,社交媒體才會對個體起到保護作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緩沖過度使用社交媒體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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