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六年(1493年)春闈，大學士李東陽擔任朝廷會試的主考官 ， 好友楊一清對他說：“前年四月 ， 我去陜西提督學校視察，發現有個舉子與你是本家，而且你們的名字僅差一字，他叫李夢陽 。”李東陽詼諧地說：“我生于太陽東升之時，所以父親給我取名‘東陽’，而他叫‘夢陽’ ， 出生時肯定沒趕上太陽 。”楊一清笑他嘴貧，然后叮囑道：“此人前年在鄉試中拔得頭籌 ， 是難得之才，這次會試你可要留心擢選 。”李東陽漫不經心地說：“我受皇帝之命，豈有不盡責的道理?我雖不敢自稱伯樂，但千里馬絕不可能從我的眼皮底下溜掉!”

李夢陽早對前輩李東陽慕名已久，而李東陽經過考核，也對他的才學、品行頗為賞識 。從此，李夢陽投身于李東陽的門下 ， 成為“茶陵詩派”的忠實追隨者 。
弘治十五年，李夢陽的父親病逝，請李東陽為其父撰寫碑文 。李東陽所寫碑文催人淚下 ， 對李夢陽的愛重溢于言表 。而李夢陽更以有他這樣的師長為榮 ， 雖不能排除其中政治依附的成分，但作為文人的李夢陽顯然在茶陵詩派受益良多 。他與李東陽的文學主張格外相近，都追求自然生動的筆法，認為“真詩乃在民間” 。
正德元年(1506年)，李東陽過六十大壽，李夢陽獻詩作賀 ， 盛贊其文章和書法造詣，但并沒提及李東陽引以為傲的詩歌 。有人據此認為李夢陽這時已對茶陵詩派有了不同意見，但從李夢陽當年二月所寫的詩來看，他并沒全盤否定李東陽的詩歌 。
史料顯示，李東陽與李夢陽間的齟齬最早源于“康海事件” 。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的狀元 ， 也是茶陵詩派的后起之秀 。他的母親去世后 ， 按當時慣例和風尚，應持重金厚禮請德高望重的內閣大臣撰寫碑文，他卻一反常規，請資歷尚淺的李夢陽代行此事，而李夢陽竟答應了 。這無疑侵犯了閣老們的權威，李東陽更是想起當年自己為李夢陽之父寫碑文的情分，對學生的“僭越”之舉備感心寒 。
倘若康海謙遜、低調一些 ， 雙方的沖突或許不會激化，誰知他竟在事后將矛頭對準李東陽，批評其詩歌水平不行 。李東陽愈發不滿，從此也對李夢陽頗有偏見 。這也不能全怪李東陽沒度量，畢竟當時文閣講究論資排輩，而他作為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熏陶的老人，自然難以接受學生的“反目與歧視”，何況情商偏低的李夢陽也沒及時與老師溝通 。
弘治十八年，李夢陽因冒犯皇親而入獄，明孝宗問閣臣如何處治，竟無人為他說情 ， 李東陽也保持不置可否的曖昧態度 。


關于這樁恩怨，也有人為李夢陽鳴不平，認為是李東陽把持文壇長達四十多年而壓制李夢陽等人的話語權，他們不愿被當權者所用，這才奮起反抗 。但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公允，李東陽固然高居內閣首輔之位，但并不能一手遮天，尤其在宦官劉瑾專權時，他常處危境、受其侮辱，哪有心思打壓后輩 。李夢陽自覺懷才不遇，與李東陽互生嫌隙后“另立門戶”，這更怪不到李東陽頭上了 。
李東陽去世后，李夢陽余恨未消，在《凌溪先生墓志銘》中借題發揮、大放厥詞，直言李東陽的文章老套、媚俗，往日的師生情誼蕩然無存 。
【李東陽死后，為何他的徒弟李夢陽會抨擊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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