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傳播技術與公共情感的形成及演化機制研究”（立項號：20CXW025）的研究成果 。
在生活中，憤怒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負面情感，一種需要抑制的破壞性力量,它能夠危及社會秩序并導致暴力 。然而，將憤怒簡單地認定為破壞性情感 ， 阻礙了我們對它與之間關系的詳細分析 。與通常想象的不同，中的憤怒并不僅限于邊緣化群體或社會運動，“抱怨與不滿是歷史景觀中一個相當持久和反復出現的特征”（Ost，2004） 。對于憤怒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許多問題，比如的不平等（Holmes ， 2004b） 。學界主張重新審視憤怒在中的價值，反對僅僅將其視為生活中的一種破壞性情緒（Wahl-Jorgensen ， 2018），認為“合理憤怒”（即“可控的”和“同情的憤怒”）有助于爭取社會公正（Linklater，2014） 。
憤怒的價值得到越來越多的承認，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憤怒與認知之間的關系，即憤怒背后有認知的因素 。因此，我們不能把憤怒簡單地理解為應該被控制的、非理性的情緒反應,而需要認真探討憤怒背后的認知和判斷，以及憤怒提供的行動動力，“當憤怒被嚴肅地視為一種交流，而不是一種心理障礙或不文明行為時，就統治的秩序的正義進行一場生氣勃勃但最終具有建設性的公開對話就是可能的了 。”（Lyman ， 2004）認真對待憤怒這種情感 ， 被認為有助于“傾聽那些感覺自己失去了被傾聽權利人的意見，減少社會痛苦 ， 豐富對話，提高糾正不公正的能力”（Lyman，2004） 。基于憤怒對于我們理解的價值 ， 本文將關注在新媒介空間中被表達的憤怒 ， 希望借此探討公共討論、憤怒與公平正義的觀念、憤怒的后果等問題 。
在具體討論之前，需要交代研究的路徑 。關于情感與社會關系的研究，大致有三種路徑，即結構路徑、述行路徑和互動路徑（Holmes，2004b） 。結構路徑（structural approaches）認為社會關系生產和組織情感（organize emotions），與之相反，述行路徑（a performative approach）認為情感生產社會關系 ， 同時也被社會關系生產 。這一路徑也與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互動路徑有區別 ， 互動路徑認為行動者會表達出與社會規則一致的情感（Holmes ， 2004b） 。結構路徑關注了社會結構對于情感的塑造 ， 但卻忽視了情感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形成中的價值，也忽視了行動者 。互動路徑關注行動者，但這里的行動者缺乏能動性，從本質上來說 ， 這一路徑還是強調情感規則、社會規則的作用 。與結構和互動路徑相比，述行路徑關注情感與社會關系的相互生產，對于情感與社會的關系更具解釋力 。憤怒被認為具有述行性，應該被理解為類似于奧斯汀所說的言語行為，因為它意味著你重新定位自己與他人的關系（Holmes，2004b） 。
威廉·瑞迪（William M. Reddy）將“情感表達”（emotives）視為一種言語行為，并做了更近一步的推進 。他認為情感表達既不同于述行話語 ， 也不同于記述話語，第一人稱的情感宣稱（比如“我很憤怒”）具有如下幾種功能：（1）描述性；（2）有一個關系的目的 ， 社會生活中關于情感的敘述經常作為關系或者行動指向而發生，一個人表達自己是如何感受的，經常是為了協商、拒絕、發起和結束一個計劃，建立或改變一個聯系；（3）有自我探究（self-exploring）或自我改變（self-altering）的效果（Reddy，2001：128），這意味著情感表達也在喚醒和改變情感 。本文討論憤怒主要是采取述行的研究路徑，以瑞迪提出的“述情”理論作為分析框架，探討憤怒的生產、流通和后果 。研究問題主要包括：
?。ㄈ┎煌魈迦綰撾品吲謀澩锝謝ザ咳嗣峭ü吲謀澩鐨緯閃嗽躚納緇峁叵擔糠吲謀澩鎘瀉魏蠊?
情感是由社會建構的情侶問答題目100個 ， 情感的表達和流動與社會權力相關 。社會權力通過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影響和管理人們的情感表達（Hochschild，1983） 。圍繞憤怒的表達，一個社會也形成了控制和動員憤怒表達的各種規則，它們界定了誰有權表達憤怒、對誰表達憤怒以及在什么情況下才可以或者應該表達憤怒 。憤怒被認為是統治者的資源，是權力的標志（Lyman，2004） 。
憤怒與權力密不可分，因此 ， 我們需要將對憤怒的分析嵌入進特定的權力關系中 。Holmes（2004a）指出，“只有通過對根植于特定權力關系中的憤怒的分析，才能有效地探究的憤怒和憤怒的 。”無論是憤怒的表達還是對于憤怒的壓制都體現了權力的運作 。在情感的流動上，Flam（2004）認為,情感的流動方向與社會等級相關，積極的情感向上流動 ， 負面的情感向下流動 。
這種權力關系在互聯網時代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媒介對于憤怒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義 。傳播技術影響著人們對于情感的理解以及對于感受的表達（Malin，2014：2） 。互聯網、手機等媒介在憤怒文化的形成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 。在傳統媒體時代的中國，公眾的憤怒難以獲得在公共空間中表達的機會，即使公開表達，也受到規則和社會規則的強大制約，并且只能集中在具體的物理空間，難以進行彼此的情緒傳染和形成較大規模的集體情感 。國家也可以較為容易地管理公眾的情感，抑制憤怒表達 。現代社會對于憤怒的公開表達也并不支持，憤怒情緒的公開展示常常會被抑制 ， 因為它被認為可能會加劇導致暴力的冒險行為（Linklater ， 2014） 。互聯網和手機改變了憤怒表達的情感規則 。經由網絡的連接和網民的彼此呼應，個體的憤怒表達被轉變為集體的憤怒 。國家和精英對于憤怒的管理在新媒介時代也變得困難，這些都促進了公共中憤怒的文化的形成 。具體來說，以互聯網、手機為代表的新傳播技術有以下意義：
?。ㄒ唬┬旅澆榧際跛茉熳湃嗣塹那楦刑逖?。情感源于我們對于外在世界的感知，媒介是我們感知世界的渠道，不同類型的媒介通過影響我們的感知進而影響我們的情感體驗 。傳統媒體時代 ， 我們對于外在世界的感知主要是通過各種傳統媒體進行的，它們通過自身的框架塑造著我們的公共情感 。新媒介則將無數的個體連接起來，“社交媒體的互聯性幫助激活了公眾之間的紐帶，也使表達和信息共享成為可能，從而解放了個人和集體的想象力”（Papacharissi，2015：9） ， 無數的個體通過彼此分享、互動和想象，形成關于事件或世界的敘事，進而建構著他們對于世界的感知 。這是新媒介時代情感形成的邏輯 。新媒介形成了新的敘述事件（講故事）的模式，重塑著我們的情感體驗和表達方式，這些新的敘述模式通過喚起情感反應來對未知的情境進行意義建構（meaning-making）（Papacharissi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2015：4），例如在“MeToo”運動中，當事人和網民一起分享信息 ， 對事件進行講述，喚起人們的同情、憤怒等情感，進而完成對于事件的道德評判 。
?。ǘ┬旅澆樵諍艽蟪潭壬細謀淞飼楦斜澩锏墓嬖?。情感規則是社會規范在人們情感表達中的體現 。新媒介形成了與線下空間不一樣的社會規范：網民的匿名性導致線下交往所依據的身份標識不再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此，與身份有關的社會規范逐漸被消解，權力關系發生了轉變，影響了人們的情感表達 。網民的憤怒表達已經較少受到社會規則的限制，相對自由地表達憤怒的體驗 。新媒介空間中情感規則的變化促成了以憤怒為重要特質的網絡 ， 它構成了對于公共性、和社會共識、國家治理等問題的挑戰 。當然，國家也在努力建構新媒介空間中的情感規則，塑造公眾情感表達的方式，比如鼓勵正向情感的表達，抑制負向情感，網絡中的悲情、戲謔、憤怒等都被冠以負面情感、非理性、煽情、不文明等標簽（楊國斌，2017） 。情感規則的建構背后是不同權力之間的博弈 。
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 ， “情感規則”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用來分析憤怒 ， Holmes（2004b）認為“情感規則的概念在思考變革如何挑戰情感規范時是有用的，但它沒有捕捉到情感的任意性和憤怒的矛盾心理 。”憤怒的產生和表達有時能夠超越現有的情感規則 。憤怒的任意性對于帶來更為復雜的影響，突如其來的、超越情感規則的憤怒有時能夠構成對權威的巨大挑戰 。
?。ㄈ┕詰姆吲澩鎘志哂謝叫遜吲墓δ?。“表達組織了我們的體驗”（Scheer ， 2012） ， 人們的情感體驗并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是被喚醒的，情感表達對于喚醒情感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表達憤怒通常會喚起更多關于憤怒的情感體驗，我們在各種新媒介空間中看到的沸騰的集體憤怒也與情感表達的喚醒功能有關 。
基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 。新媒介空間中的憤怒文化與新媒介技術有緊密關系 。新媒介改變了憤怒表達的情感規則和權力關系，社會弱勢群體和普通網民成為憤怒表達的主體 。新媒介也通過連接性的技術特征將個體的憤怒轉變成集體憤怒 。憤怒表達又進一步喚醒更多人的憤怒體驗 。這些都促成了新媒介中的憤怒文化 。當然，依情感社會學的觀點，情感與社會結構相關，一個社會的情感氛圍與社會文化、社會結構密切有關 。當代新媒介空間中的憤怒文化是由技術和社會變遷共同作用而成的 ， 對于公共中憤怒文化的探討，也應該置于中國社會變遷的宏觀背景中 。憤怒文化的產生與轉型時期中國的道德觀念、正義觀念有關 。理解憤怒文化離不開對于憤怒背后的道德和正義觀念的探討 。
憤怒的發生被認為與人們的正義觀念有關 。努斯鮑姆與索羅門指出 ， 我們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們對其對象的信念構成的（Pettigrove & Tanaka，2014） 。就憤怒而言，“不公正框架”構成了我們理解對象的信念 。這一框架被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描述為一種理解某種狀況的方式 ， 它表達了對被感知到的不公正的憤慨 ， 并指出哪些人應為此負責和受到譴責（Goodwin ， Jasper & Polletta，2001：8） 。基于這一框架 ， 憤怒的產生來自于關于正義、尊嚴、道德等的信念，當人們的正義觀念、尊嚴或道德判斷被侵犯時，憤怒就容易產生 ，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義憤”，它促使人們爭取正義和尊嚴，即“為承認而斗爭”（霍耐特，1992/2005） 。我們將基于近年來中國網絡中的典型事件，討論網民憤怒表達中的正義觀念和道德語法，即什么樣的正義觀念和道德語法塑造了公眾的憤怒 。
中國公共中的情感特質已經得到學者的關注（楊國斌，2009；郭小安，2013 ， 2019），憤怒是其中不可忽視的情感，它彌漫在新媒介空間中 。我們將通過典型事件對其加以剖析 。根據邱林川、陳韜文（2011）的界定 ， 新媒體事件主要包含四種類型：民族主義事件、權益抗爭事件、道德隱私事件、公權濫用事件 。除了這四種類型的事件之外，還有一種類型的事件也頻繁發生，并且經常引發公共，這就是階層沖突事件 ， 其中一些事件與仇富、感知到的不公平等情緒相關 。這五種類型的事件構成了本文分析的主要對象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 。
從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到奧運火炬在倫敦巴黎遭破壞，再到事件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帝吧出征”以及最近兩年引發的多起“辱華事件” ， 這些案例顯示民族主義情感已經成為影響網絡和網絡動員的因素 。憤怒是民族主義表達和動員的核心，在不同階段的民族主義事件中，憤怒的表達和構成也有區別 。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憤怒的道德語法主要是基于美國對于國際規則的破壞以及對中國的傷害，包含了國際倫理、民族尊嚴等認知因素 。在最近兩年頻繁出現的“辱華事件”所引發的民族主義中，憤怒主要由文化因素引起，與羞辱感聯系在一起 ， 羞辱的體驗引發憤怒的表達 。例如，杜嘉班納（D&G）事件中，“起筷吃飯”的宣傳廣告被認為歧視中國傳統文化 ， 引發憤怒的集體表達和對于杜嘉班納的 。最近民族主義事件中憤怒的表達常常和“大國”的話語聯系在一起 。在“帝吧出征”的事件中，網民的憤怒直接轉變成網絡空間中的具體行動 ， 憤怒與民族自豪感聯系在一起 。總體來看 ， 民族主義事件中的憤怒，既可能包含對于國家平等、獲得尊重等目標的追求，也可能蘊含著并不恰當的觀念，導致對于“他者”的貶低和“我們—他們”的對立，這需要我們對不同類型的事件進行細致分析 。
權益抗爭事件是網民因自己或者他人的權益被損害而形成的網絡事件，例如2018年的問題疫苗事件、紅黃藍幼兒園事件 。在這些事件中，憤怒的情緒通過新媒介傳染，將網絡連接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力量 。一般來說，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事件更容易引發憤怒，比如問題疫苗的危害可能涉及所有人，就更容易被傳播 。憤怒的強度與事件的波及范圍、引發的“道德震撼”（moral shock）（Jasper，2011）、參與主體的喚醒策略等都相關 。權益抗爭事件的發生一般是因為事件被認為違背個體的權利、社會的道德規范、正義觀念 。一些“抗拆”事件引發的憤怒是因為拆遷被認為違背了個人的財產權，憤怒背后的道德語法是個體權利的正當性 。在“MeToo”運動中，被侵害的當事人的講述喚起的公眾憤怒，與人們對個體權利、尊嚴、道德規范等的認知有關 。在頻繁發生的“傷醫”事件之后，醫生在公共空間中集體表達憤怒，爭取得到社會大眾的理解和對自身權利的承認 。權益抗爭事件中的憤怒推動了人們爭取自身或他益的行動 。
道德隱私事件的發生與網民對于道德規范的認知直接相關 。例如，在發生于2016年的江歌案中，憤怒的網民將矛頭指向劉鑫，將其敘述為“自私冷漠”“恩將仇報”“忘恩負義”的形象，網民的憤怒背后是具體的道德觀念，他們通過憤怒的表達來維護道德秩序 。在江歌案中 ， 還值得注意的是 ， 整個事件的形成過程包含了網民對于事件的想象、重新敘述和分享 。這是社交媒體時代的構成方式 ， 影響了網民對于事件的認知和憤怒情緒 。在變遷的社會中，人們的道德倫理觀念和道德秩序都在發生急劇的變化，不少相互沖突的道德觀念（例如傳統的、現代的）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媒體和大眾也往往對道德隱私事件比較關注 ， 憤怒的一個核心功能就是對于相關事件和當事人進行道德評價 ， 以此重構變遷社會中的道德觀念和秩序 。
公權濫用事件主要是針對政府部門 。地方政府對于權力的濫用常常會激發公眾的憤怒 。憤怒代表著人們對于權力行使的道德判斷，在中國的語境中 ， 憤怒具有規范行為的力量 。研究社會抗爭、群體性事件的學者指出中國治理中存在的“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現象（Chen ， 2007） ， 如果放在新媒介的語境中，所謂“大鬧”指的就是集體憤怒的表達 。作為對政府行為進行道德評判的集體憤怒，重塑著政體的合法性 。
憤怒被認為是經濟不平等的結果，Ost（2004）指出，“作為經濟不平等的結果，憤怒總是存在的（經常是潛在的） 。”在中國的網絡空間中，經濟分配等原因導致的階層貧富分化常常是誘發憤怒和怨恨的因素 。經濟上的不平等導致一些群體產生相對剝奪感和不公感，違背了他們對于公平正義的認知情侶問答題目100個，當這些感受被一些事件激發時 ， 就有可能導致憤怒的情感和表達 。這就是我們分析的第五種新媒體事件——階層沖突事件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 。事件中的“階層”雖然與當事人實際的社會階層位置有一定的關系，但更主要的是媒體和公眾的符號建構，背后是大眾的情緒 。這一類型事件中的憤怒經常源于公眾對于經濟不平等的認知，它可以表現為仇富、不滿、不公感、憤怒等類型的情感，甚至有走向民粹主義的可能 。這種類型憤怒的產生有多重邏輯，包含了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和平等觀念、二十世紀中國的主義實踐、源自西方的平等、公正觀念等 。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源自經濟不平等的憤怒的道德語法 。
將憤怒放在中國社會變革和媒介變遷的語境中去理解，我們就會發現憤怒這一情感的意義 。傳統社會也有憤怒，但社會變革帶來的分配制度、社會流動、階層關系、社會觀念等方面的變化 ， 更容易催生憤怒的文化，媒介技術的發展又促成了憤怒的公共化，這些因素使得憤怒在現代中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 。社會抗爭的相關研究認為憤怒是社會運動或社會發生的動力，建議人們應該關注“情感如何促動人們對這個世界進行道德評價，以及人們的性憤怒如何帶動一個讓改變確切發生的社會運動”（張雅貞 ， 2012） 。在中國新媒介空間中，人們也通過憤怒的表達對世界進行道德評判，維護他們心中的正義觀念和道德秩序 。憤怒也是一些群體爭取正義、尊嚴和被承認的方式，人們表達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向他人表達自己對于社會不公、被歧視等問題的不滿，是向他人爭取被承認 。認真對待憤怒對于我們理解社會正義、社會觀念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
當然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指出憤怒背后的正義認知，并不是說任何憤怒都是正義的 ， 這顯然不符合我們的常識 。努斯鮑姆指出，“憤怒概念是復雜的、多面向的 。復雜指的是其認知性結構中包含大量不同要素，需要確認錯誤的不同來源來將其做不同處理；多面向指的是憤怒會呈現出不同類型的反應 ， 在認知性內容上存在輕微差異，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與正義、愛以及慷慨之間的關系”（弭維，2016） 。憤怒背后的認知很可能包含錯誤的來源，因此憤怒不一定就能促進正義，“憤怒可能源于不合理的價值”（弭維，2016） 。在新媒介空間中 ， 憤怒的產生有時與仇富的心理有關，有時還含有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觀念 。各種合理的、不合理的正義觀念交織在一起，正義觀念的復雜性決定了憤怒的復雜性 ， 這一點需要我們在具體的事件中來分析 。
憤怒應該被視為交往過程的一部分（Holmes，2004b），它建構了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 。我們需要分析在新媒介空間中人們如何通過表達憤怒進行互動 ， 形成了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公眾的憤怒又如何與國家互動 。
情感與認同之間相互塑造 。個體的認同會影響他的情感體驗和表達，反過來，一個群體對于世界的感受也會塑造著這一群體的認同 。Mercer（2014）指出，“我們是誰”（who we are）取決于“我們感受了什么”（what we feel） 。憤怒的表達和體驗也會塑造人們關于自己身份的想象和認同 。比如，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事件中，人們通過憤怒的表達和對他人憤怒的感知，塑造并喚醒著“我們是誰”的意識 。在階層沖突、官民沖突、醫患沖突之類的事件中，憤怒的表達也進一步塑造了他們對于自身作為弱勢群體、社會底層、患者等身份的想象 ， 例如，我們會經常看到網民在表達憤怒時以“屁民”“草民”等身份自稱 。多起“傷醫”事件發生之后，醫生的憤怒和發聲也塑造了醫生群體的身份想象 。因此，憤怒不僅意味著重新定位“我們”與他人的關系（Holmes，2004b），還意味著喚醒“我們”的身份和認同 ， 重塑“我們”與他人的邊界 。
在憤怒所建構的關系中，憤怒被認為帶有對他人地位的關注和貶低，“基于地位感而憤怒的人過于沉迷地關注自己相對于其他人的位置”（弭維 ， 2016），由于憤怒具有的這一特征，它難以產生基于平等身份的對話，而是傾向于生產不平等的身份關系 。如前文所述，在新媒介之外，憤怒的表達多是自上而下 ， 這本身就蘊含了身份的不平等 。新媒介空間中，憤怒表達的權力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轉變，普羅大眾乃至社會的弱勢群體開始成為憤怒表達的主體，但憤怒的表達依然帶有對憤怒對象的地位貶低或者道德貶低，比如，使用一些標簽化的語言來表達憤怒，污名化憤怒針對的對象，可能是某個國家、某個群體、某個階層甚至某個個體 。
不加克制的憤怒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對交流的，它將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身體姿勢、語言符號的表達，抱有強烈的實現自我目標的愿望，甚至將“自我”神圣化，而不愿意和他人進行對話 。憤怒也阻止了其他人的發言，在很多的事件中，憤怒的情感激發的不是對話的意愿，而是更多的憤怒或者恐懼 。因此，憤怒的表達很有可能會阻礙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 ， 進而導致達成共識或增進理解更為困難 。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帶有意向性的情感，憤怒總會有針對的對象，“我們可能會變得憤怒，然后著手構建一些被指責的對象，如‘體制’‘富人’或‘政客’ 。”（Swaine，1996）對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來說，厭惡的表達“讓那些通過共同譴責一件惡心的事物或事件而團結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個群體”（Wahl-Jorgensen，2019：12），憤怒的表達也同樣如此 。憤怒的網民會圍繞具體的事件形成一個臨時的共同體，共同指向特定的對象，塑造“他者” ，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同仇敵愾” 。這有可能會造成群體之間的割裂和排斥，減弱對“他者”的共情 。比如在一些民族主義事件、仇富、仇官類事件中，網民會針對特定的對象，通過憤怒的表達進行“我們——他者”的區分，這種憤怒也含有報復的 。
既然憤怒與正義觀念有關 ， 憤怒的產生是由于人們認為正義被違背，那么 ， 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具有一定共識性的正義觀念，就更容易產生憤怒并且容易因憤怒而撕裂 ， 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同的正義觀念會催生各種各樣的憤怒，憤怒的表達難以達成相互之間的理解 。在“后”的時代 ， 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后”時代，“事實”與情緒相關，不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客觀性 。基于情緒建構的“事實”本身就是多元的、甚至是沖突的，由這些認知因素而產生的憤怒，很有可能會加劇社會的撕裂 。
憤怒有導向話語暴力的可能，尤其是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統的社會規范，形成了前文所說的新的情感規則 ， 這導致個體的情感管理方式以及情感表達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憤怒表達中的暴力語言常常背離了爭取正義和承認、獲得個人尊嚴的目標 。暴力的語言在新媒介中迅速傳播，喚醒的是更多的暴力和相互之間的攻擊 。
在憤怒的表達方面，網絡中還有一種值得關注的憤怒的表達方式，即“泄憤式表達”，它不同于因正義和尊嚴被侵犯而進行的憤怒表達 。通常來說 ， 憤怒的表達是針對明確的、具體的傷害者，憤怒表達的主體因為自己或他人的正義觀念、尊嚴被侵犯而產生憤怒 。但泄憤者針對的往往是抽象的對象 ， 可以是某一個群體 ， 也可以是某一個物品，在該群體或物品并未產生實質的傷害的時候，泄憤者依然會針對他們發泄自己的憤怒情緒 。泄憤式的表達更是加劇了網絡話語暴力的程度 。
基于以上論述，憤怒蘊含的對他人地位的貶低、“我們——他者”的對立、不合理的正義觀念、暴力的語言，這些都可能造成對公共討論的損害，正如Wahl-Jorgensen（2019：12）指出的，公眾對負面和性情緒的表達可能會破壞更廣泛的公共辯論形式，即使它會加強以排他性身份為前提的特定社群內的聯系 。
憤怒能夠導致什么樣的集體行為與相關群體的社會階層有關 。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社會階層和集群行為類型調節群體憤怒與集群行為意向的關系，在產生憤怒情緒時 ， 自身的社會階層越高，采用規范的集群行為的意向就越高，而自身的社會階層越低，采用非規范的集群行為的意向就越高”（李凱 ， 徐艷，楊沈龍，郭永玉，2018） 。中國互聯網、手機媒介的發展呈現出往低學歷、低階層擴展的趨勢，就此而言，憤怒經常導致的網絡暴力也與新媒介使用者的階層結構有關 。
憤怒的表達不僅影響了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互動，也塑造著公眾與國家的關系 。對憤怒表達的后果、憤怒在中國中意義的分析 ， 要放在結構和中國觀念中進行分析 。《左傳》中說“眾怒難犯”，意思是眾人的憤怒不可侵犯，“眾怒”具有規范的力量 。這一觀念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在當下中國的中，它又和維穩的結合在一起，公開表達的集體憤怒被認為應該得到的回應，造成“眾怒”的公共事件被認為應該得到政府的治理 。憤怒的表達在一些事件中能夠逼迫政府的回應 。政府部門也通過對“眾怒”的回應而塑造著的合法性 ， 比如在一些事件中，上級政府會通過對基層政府機構或個人的問責而回應公眾的憤怒情緒 。但“一般來講 ， 如果自我和他人的行動，以及情境沒有符合期望的標準 ， 人們將體驗到負性情緒的喚醒”（特納，2007/2009：74），如果公眾的憤怒沒有得到回應 ， 就可能喚醒更多的負性情緒，比如憤怒、失望、不滿、無力 ， 這會進一步影響公眾與國家的互動 。
本文主要基于情感研究的述行路徑和“述情”概念，探討了新媒介對于憤怒的影響，嘗試理解憤怒在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是如何產生、流通以及產生了何種后果 。本文指出，公共憤怒的急速興起并成為影響的力量，既與社會的變遷有關，也與新媒介的發展緊密相連，是社會變遷與技術相互激蕩的結果，兩者共同促成了一個“眾怒”年代的形成 。
【感情咨詢師在線咨詢情侶問答題目100個】與書寫媒介相比 ， 互聯網、手機等新媒介技術更容易產生“情感公眾”（affective publics） 。在新媒介空間中，新媒介提供了自己獨特的敘事結構，每一位網民對于周圍世界的感知都可能轉變為講述、分享和添加的故事（Papacharissi，2015：5），網民會借助自己的情感參與到網絡事件的敘述之中，情感連接了公眾，塑造了彼此之間的關系和認同 。憤怒是當代中國“情感公眾”的重要特質，是推動公眾參與的力量 。本文指出，憤怒的表達塑造了網民對于自己身份的想象，影響了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和公共討論的開展 。以憤怒為特征的情感公眾的形成 ， 非常有助于理解新媒介與中國，值得我們做更多的經驗研究 。
在生活中，憤怒常常被視為暴力和侵略的危險力量（Wahl-Jorgensen，2018），本文并不完全贊同這一觀念 。網民的憤怒與他們關于尊嚴、正義、公平的觀念有關 。社會的變遷、觀念的變化、人口流動的頻繁、分配制度的變革等都是影響憤怒產生的因素 。對于網絡憤怒進行更多的分析，有助于增進我們對于社會正義、不同群體的尊嚴等問題的理解，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 。網民的憤怒也有可能導致網絡的暴力化，阻礙對話和共識，造成社會割裂的加劇 。可以說，對于憤怒的分析是理解中國公共性形成和演變的一個切入口 ， 憤怒容納了正義觀念、民粹主義、傳統的道德規范、倫理等多種要素 。
跳出中國的新媒介語境，從全球的范圍來看，中的憤怒也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 。無處不在的憤怒已經構成當下的存在環境 。全球與社會的劇烈變遷帶來了各種沖突的加劇，比如精英群體與普通大眾和底層群體之間就資源分配問題、權利問題而產生的沖突，不同民族、種族之間因為文化、文明、種族歧視等產生的沖突，不同國家因為利益、意識形態產生的沖突，這些都催生了憤怒的 。憤怒既推動了一些群體爭取承認和平等的過程 ， 但也造成了不同族群、群體之間更為劇烈的沖突，乃至造成撕裂 。
本文只是初步的討論 ， 還有一些議題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一）正義觀念的變遷 。既然正義的觀念與憤怒直接有關，我們需要對中國社會中的正義觀念做歷史的分析，以此來理解憤怒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在公共生活和國家中的價值，這樣也有助于我們厘清憤怒文化與民粹主義興起之關聯；（二）圍繞新媒介時代的“眾怒”而展開的國家與公眾之間、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也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三）憤怒的與全球變遷，即把憤怒置于全球變遷的背景中考察 ， 探討憤怒對于全球的型塑，對于理解國際來說也意義重大 。
猜你喜歡
- 免費感情顧問咨詢師電臺夜聽情感語錄
- 情感挽回的句子情感咨詢師在線觀看
- 情感挽回有成功的嗎情感咨詢師培訓機構
- 關于人類情感三部曲人的6種基本感情
- 人的情感情感博主名稱
- 情感類的詞語100個該怎么挽回一段感情
- 情感勵志賬號介紹人的6種基本感情
- 情感二字詞情感老師在線咨詢免費
- 情感咨詢師培訓機構
- 雙相情感障礙共情能力情感咨詢師證件